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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他在給母親的信中毫無隱晦地表達出這種想法:

  「我騎上灰白色的小馬,沿著散兵線行進,而敵人卻匍伏隱蔽在那裡。這或許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額賭注,好讓人們看到,再也沒有比這更為勇敢或更有氣魄的行動了。倘若失去了觀眾,事情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丘吉爾的勇敢得到了賓登·布拉德將軍的充分讚賞。這位將軍在給丘吉爾的上司,第四驃騎兵團團長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說,這位年輕的記者「幹起來一個人能頂兩個普通的中尉軍官」。他並要求將丘吉爾派往急需軍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團任職。但是由於印度陸軍司令部不同意這一從班加羅爾調往印度邊境地區的調動,不久,丘吉爾就接到重返班加羅爾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驃騎兵團。

  丘吉爾對於自己在戰地採訪中的表現自感相當滿意,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說:「在採取行動這方面,我還沒發現過比我更強的人。」當他得知,軍方已決定授予他一枚勳章以及「我想得到的兩個勳標」,又聽說賓登·布拉德將軍在戰報上點名表揚了他之後,他更感興奮,對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戰鬥間隙,丘吉爾抓緊時間給倫敦《每日電訊報》和印度《加爾各答先驅報》撰寫了大量稿件。在這些戰地報道中,丘吉爾站在英國軍方的立場上,處理得頗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暢的筆調,十分生動地描述了他曾親眼目睹並投身於其中的戰鬥場面,及時為讀者提供了有關英印部隊軍事行動的新聞報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實。他沒有報道英印軍隊受挫潰退,以及落入敵手的傷員遭受駭人聽聞的折磨的詳情;不願透露起義者落入英印軍隊手中也被「毫不遲疑地予以殺害」的情況;也未向廣大讀者洩露英軍在鎮壓起義邊民的部隊中配備了達姆開花彈的事實。他曾私下談到過:「說起這種槍彈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驚膽顫。」之所以如此處理,除了他自己身為英國軍官這一點外,他還得顧及同意他參於此次軍事行動並使他贏得榮譽的布拉德將軍,但以後他在私下裡曾多次向自己的親朋好友談到事實真相,並從心底裡對之感到極端厭惡。

  還有一點使丘吉爾感到不快的是,這些報道在倫敦《每日電訊報》發表時,僅署名為「一個年輕軍官」,而未署上丘吉爾的大名。這是他母親與倫敦的朋友們商議後未經丘吉爾同意就決定的。因為他們擔心,丘吉爾在報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軍事行動論及英國戰略和政治問題,免不了說些使他的上司不滿的話,這可能使丘吉爾在軍隊中陷入嚴重困境。但這種做法與丘吉爾想在「選民面前揚揚名」的熱切渴望顯然是背道而馳的。這些報道當時在英國國內引起了讀者的廣泛關注,但誰都不知道「一個年輕軍官」就是丘吉爾。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丘吉爾產生了在已於《每日電訊報》和《加爾各答先驅報》發表的戰地通訊的基礎上著書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戰時收集到的材料,試圖「造一個小小的文庫」,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

  他將手稿寄往倫敦,請母親代為聯繫出版社。1898年春,英國朗曼公司出版了這本書。由於丘吉爾遠在印度,不能親自來看校樣,他通過母親聘請她的妹夫莫爾頓·弗雷溫代勞。但是這位先生的文學修養太差,他在審閱例證、修改詞句和標點符號的過程中。改正的錯誤還沒有他增加的錯誤多。以至於英國文學協會的評論說:「這本書在風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寫的書讓一個當印刷工的狂妄讀者進行了修改似的。」這當然也有批評丘吉爾本人的成份在內。但總的說來,這本書還是得到了大多數評論家的好評,認為書中許多地方頗類當年倫道夫·丘吉爾的風格。《泰晤士報》評論說:「這位年輕作者所顯示的直截了當的筆鋒,毫不猶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將被認為是一個家學淵源在起作用的明顯例證。」《旁觀者》雜誌認為,本書作者顯示出「軍人所具有的豐富、敏銳的觀察能力,在這一基礎上進行了相當精闢的論述」。

  一本專供軍官們閱讀的刊物《三軍聯合》雜誌認為《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並向英軍的每一位軍官推薦這本書。該雜誌的編輯還特意邀請丘吉爾為該刊撰寫一篇論述邊疆政策的專稿,丘吉爾應命很快完成了任務。在這篇文章中,丘吉爾對英國殖民政策中的陳舊過時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由此導致了人力物力上勞民傷財,困難重重。但這種狀況由來已久,馬上改變不太可能,也將會造成嚴重後果。較為妥當的是要根據邊境地區多山、適宜進行遊擊戰的特點來制定新政策,應限制邊疆地區設置要塞的總數,儘量節約開支;調動部隊應該謹慎而不是草率從事,更不要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遠征,這樣才能穩步將英國的殖民統治逐漸擴大到阿富汗這樣荒蕪的邊疆地區。這些看法,其實是他在書中已闡明的各種論點的簡明概述。

  從當時的情況看,實際上政府已在對老政策進行調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進的邊疆政策」,甚至要求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陸軍元帥弗萊德裡克·羅伯茨勳爵。一個軍階極低的年輕中尉竟敢對英國的殖民政策說三道四,對駐紮在印度的英軍的高級將領提出直率的批評,這的確正像倫道夫·丘吉爾夫人所擔心的那樣,為丘吉爾帶來了不利的影響。英國軍方和駐印英軍司令部均感不快。因此,當丘吉爾於1898年要求再次參加印度北部邊疆地區英軍的新的軍事行動時,理所當然地被乾脆拒絕了。

  §3 《薩伏羅拉》

  丘吉爾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憶說,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後,他養成了「寫作習慣」。由於他未能獲准參加新的遠征軍,他決定利用空閑時間進行小說創作。

  從當時直到後來他在政壇失利後的蟄伏歲月,丘吉爾雖然從事了大量的寫作工作,卻從來沒有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寫作領域,更沒有打算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有著更為宏大的理想抱負。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學與政治並不是毫無聯繫的;有時文學還可以作為政治的進身之階。比如,一度成為保守黨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寫小說起家並從文學領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義」思想,最初也是通過文學著作闡述出來並影響民眾的。這或許是丘吉爾打算在文學創作上一試身手的主要動機之一。事實上,在這部丘吉爾寫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學作品中,作者無疑寫出了當時英國政治生活中的許多特點。作者在描寫主人公對待政治問題的看法時,所表述出來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爾自己對政治問題的觀點。所以,許多評論者認為,這部名為《薩伏羅拉》的小說,其實是年輕的丘吉爾的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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