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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前一件事的解決在他來說要更加容易。作為一名著作豐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著地位顯赫的政治經歷,他的文章可以輕易地換取豐厚的報酬。1916年7月,他為《星期日畫報》寫了四篇文章,並獲得稿酬1000英鎊。照此計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取不比他當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對的報業巨頭,並不反對利用他的的影響力擴大報紙的銷路。《星期日畫報》的編輯稱,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該報的發行量就達到了250萬份的創紀錄數字。但是丘吉爾要想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聲譽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達達尼爾事件給他造成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演講往往被「達達尼爾的事怎麼樣?」的叫喊聲所打斷。因此,他渴望政府儘快公佈有關達達尼爾海峽戰況的文件。

  1917年1月調查委員會發表了第一個闡明此事的報告,其中對丘吉爾進行了批評,認為他未能確保把「海軍顧問們的看法明確擺到戰時委員會的面前「。但報告中主要批評對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陸軍大臣基奇納。儘管丘吉爾對這份報告並不滿意,認為它「粗枝大葉,很不精確」,但他在下院仍說它是「一項公正的文件」。因而他卸下了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上的被動局面,為他東山再起帶來了新的希望。

  當時任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是丘吉爾的親密朋友,他對丘吉爾相當瞭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溫斯頓·丘吉爾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為政府的重要參加者,是當代最傑出的神秘人物之一。

  在我當首相時,他已經有幾個月不當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位著名的自由党黨員。他出眾的智慧、不容懷疑的勇氣、孜孜不倦地認真研究軍事藝術的精神,能夠使他成為戰時內閣的一位重要成員。在這裡,他那容易衝動和喜怒無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見在被採納前可以經過討論和檢查。像他那樣性情急躁和智慧無窮的人需要嚴格控制。遺憾的是,保守黨大臣,除了巴爾弗和愛德華·寇松以外,都一致堅決反對他參加政府。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把排除他作為自己參加各部領導的先決條件。博納·勞特別不信任他。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說服博納·勞不要反對丘吉爾,並提出理由說,讓丘吉爾當個批評家要比他作為政府的一個成員更加危險博納·勞回答說:『我寧肯讓他始終都是我的對手。』」

  但是,勞合-喬治最後還是冒著政治風險任命丘吉爾為戰時軍需大臣,這樣,被排擠出政治圈外長達20個月的丘吉爾又重返政壇。1917年7月17日,當丘吉爾的軍需大臣的任命宣佈後,立即引起了輿論界和政界的強烈反應。《晨郵報》的評論尖刻地嘲諷道:「儘管我們還未發明永不沉沒的艦船,但我們卻已經發現有不會倒臺的政治家。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預料,他會繼續鑄成有損於國家的大錯。」

  保守黨的政治家們紛紛起而反對,這些敵視丘吉爾的情緒「使內閣危機日趨嚴重,威脅政府的生存」。此事使丘吉爾認識到他是多麼地不受歡迎。這使他在性格和處世上都有了些變化。人們曾評論說,丘吉爾「看起來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從未見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這樣好的變化」。

  首相勞合-喬治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對丘吉爾其人做過深刻而較系統的剖析,寫道:「為什麼保守黨人如此冷酷無情地反對他呢?自然是他過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對他的憤恨。他做事從來不留餘地。他退黨後攻擊自己原來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熱諷自己過去的觀點,給自己造成長時間的嚴重後果。戰爭開始後,民族危機迫使各黨派進行暫時的休戰,黨派糾紛和內部爭論暫時停止,或者是被忘卻。但是保守黨人忘不了、也不寬恕丘吉爾轉到敵對營壘裡去的行為,忘不了正在保守黨混亂不堪的時候,他向他們猛烈開火,給予致命的打擊。倘若他在自己成長的政治家庭裡是一個忠實的兒子,那麼對他參加達達尼爾海峽打敗仗的責任就會不加過問,其他方面的犧牲也將是為人民作出的貢獻。

  丘吉爾的錯誤成了憤怒的保守黨人懲罰他背叛黨的最好藉口;他們用他自己的恥辱當作鞭子把他趕下臺,而揮動鞭子的仿佛不是愛報復的黨員,卻是忠於職守的愛國者「軍需大臣不是戰時內閣成員,不能參加重大政策的制定,所以丘吉爾曾私下抱怨說,他只是「執行戰時內閣命令的小夥計」。但是這個「小夥計」卻領導著個約12000人的龐大組織機構,並使英國大部分工業部門高速運轉。丘吉爾的前任們由於只沉溺於「煩瑣的和並不重要的瑣碎事務之中」,都未能對該部的各個部門實施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導致了嚴重的混亂局面。丘吉爾建立了軍需委員會,很快就理順了軍需部內的關係,使各項工作順利地開展起來。

  丘吉爾注重科學技術對增強軍隊戰鬥能力的關鍵作用。他主張盡可能地用最科學的戰爭武器來裝備英國軍隊,比如用飛機、坦克、機槍,甚至毒氣。在海軍大臣任內,他就曾動用海軍經費改進和大量建造稱為「陸地行舟」的履帶式戰車。這種由輪式裝甲車發展起來的新型武器裝備,後來演變成威力巨大的現代坦克。其中一些關鍵性的技術改進,比如由輪式改為履帶鏈軌,就是丘吉爾在聽取了軍事專家的建議後實施的。1917年11月20日,在康佈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獲成功。坦克不僅能碾倒鐵絲網、跨越戰壕,還能以強大火力壓制對方而不怕對方的射擊,戰果十分顯著。根據這一成功戰例,丘吉爾建議擴大坦克生產和組建坦克部隊。後來,戰時內閣批准了丘吉爾的到1919年4月製造4000輛坦克的建議。在英國的文藝作品中,有人甚至稱丘吉爾為「坦克之父」。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英、法等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

  丘吉爾和妻子克萊門蒂娜一起乘汽車去唐甯街向首相表示祝賀。歡呼勝利的人群蜂擁而來,聚集在白廳前的廣場上舉行慶祝活動。這一場面令丘吉爾聯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時他經過這裡到唐寧街10號向首相通報戰況時的情景:「當我聽到英勇的人們歡呼時,想起他們肩負這樣的重擔,貢獻所有的一切,從不動搖,對祖國及其前途從不失去信心;在表達他們情感的時刻到來時,對他們犯有過錯的僕人寬宏大度;想到這些,內心的感情實非言詞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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