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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1899年6月,從蘇丹回來後,他再次走訪保守黨總部,提出競選議員的要求。恰好蘭開夏郡奧德姆選區一位保守黨議員新近去世,而丘吉爾父親又是從當選這個選區的議員走上政壇的,便建議他參加馬上就要舉行的議員補缺選舉。這次選舉爭論的焦點是保守黨索爾茲伯裡政府提出的什一稅法案,其內容是開徵一種新的地方稅,為英國國教聖公會牧師籌集資金。低教派不搞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不需要多少經費開支,非國教的衛理公會(有名的「救世軍」即從它派生出來的)得不到這筆資金,都反對什一稅法案。丘吉爾童年受保姆的低教派觀點影響很大,而奧德姆這個工礦區衛理公會的勢力又較大,丘吉爾的競選演說便發表了不利於本黨法案的意見。他畢竟人微言輕,經驗不足,又觸犯了本党的權威,雖有馬爾巴羅公爵和母親為他奔走助選,還是落選了,而且得票差得較遠。

  「人生如跨越障礙物的賽跑,前面往往有許多阻礙,要靠自己努力去跳過、穿過才行。」初次落選絲毫沒有挫傷他的宏願,沒有給他那總是充滿自信和樂觀的情緒蒙上任何陰影,他積極創造更充分的有利條件,決心拿下政治越障礙長跑中的第一個目標。

  這回作為英布戰爭中名噪一時的英雄回到英國,正好欣逢舉行全國大選的良機,丘吉爾喜上加喜。不待洗去鞍馬征塵,便前往奧德姆市報告他的越獄和戰鬥經歷。他在十輛四駕馬車的前呼後擁中,緩緩駛過擠滿歡迎人群的街道,熱情的市民不分黨派和政治傾向,全都在鼓樂齊鳴中向他歡呼致敬。

  他還到皇家戲院等處向公眾介紹英布戰爭的第一手材料,特別突出地宣傳他本人戲劇般的英雄事蹟。

  保守黨政府根據英國政黨鬥爭的慣例,利用戰爭勝利、民心沸騰的大好時機,宣佈解散議會,提前進行下院選舉,以便使在野黨處於不利地位,而自己輕易地奪取多數席位,組成新一屆政府,繼續執政。他們估計到布爾人是頑強善戰的對手,此起彼伏的反英遊擊戰隨時可能掀起高潮,於是進一步掀起席捲英國的沙文主義狂熱,提出把南非戰爭進行到底的選舉口號。為了在競選中擊敗政敵,他們把任何政敵都說成「親布爾人派」。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甚至在競選演說中說:「政府丟失的每一個議席,都將是布爾人贏得的席位。」

  保守黨人把丘吉爾當作「戰爭英雄」大加利用。為他編寫了詩歌,譜寫了歌曲,雇用著名的歌唱家在音樂廳演唱頌揚他的歌曲,安排他到各個選區喋喋不休地發表演說,為保守黨人拉選票。

  十幾個選區願意提名丘吉爾當自己選區的候選人。丘吉爾選擇了第一批進行選舉的奧德姆選區,他要讓這裡的選民有機會「糾正」他們上次沒有將他選上的「錯誤」;而首先投票的選區選舉的結果又特別引人注目,會給其他選區的選舉以影響。

  8月,奧德姆選區開始進行競選活動。堂兄馬爾巴羅公爵九世額外捐助400英鎊作為競選費用,還答應每年提供100英鎊作為奧德姆選區保守黨機構的活動費用;她媽媽趕來為他遊說,張伯倫也親臨奧德姆選區,在集會上發表演說支持丘吉爾。在這個自由黨和工會勢力超過保守黨的選區,保守黨和自由黨各提出兩名候選人競選。選舉結果,兩黨各有一人以12900多票當選,丘吉爾排名第二,比當選的自由党議員只差16票,比落選的自由党候選人朗西曼也只多222票。取得勝利後,他以謙恭掩飾得意的語氣說:「我為朗西曼先生感到遺憾,他是一位非常聰明能幹的人。毫無疑問,你們推舉了三位有較高才能的人,第四個才是我自己。我覺得遺憾的是,朗西曼先生卻站在失敗者中間,而我們不可能全是勝利者。」

  丘吉爾成功地奪回了前次選舉中保守黨在這個選區所失去的席位,保守黨把他當作推動選舉奪取勝利的瑰寶來利用。當競選活動全面推開,不少選區都請丘吉爾前去進行助選演講,連張伯倫和保守黨下院領袖阿瑟·貝爾福也請他去捧場。當他到達曼徹斯特選區群眾大會會場時,貝爾福正在發表演說,廣大聽眾中斷聽講,全體起立向他歡呼。這個26歲的新手,以他在南非獲得的名望和嫺熟的演說技巧,已比一般的議會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丘吉爾看到聽眾樂意聽他演說,並能很好地理解甚至贊同他的看法,靈機一動,決定到全國各地去發表索取報酬的演說,以便為從事政治活動積累足夠的金錢。當時在下議院當議員是沒有薪水的(議員領取薪水制度始於1911年),他們必須靠自己的錢維持生活,還要支付競選的經費。

  他發表的關於英布戰爭的巡迴演說,客觀上是給保守黨的競選活動進行義務宣傳;而得到保守黨各地實力派人物的支持,又使他四處奔波的演說能夠持續進行下去。演說的中心內容,自然是突出個人,自我宣揚,結果是名利雙收。每場演說收入至少100英鎊,在利物浦的演說高達300多英鎊,他一個月內便由此收入4500英鎊,而《晨郵報》支付的十個月薪水,和當年出版兩本書的所得,也不過是這個數目。

  國內演說嘗到了甜頭,丘吉爾更擴大了胃口,他接著又到美國和加拿大去演說。丘吉爾演說的美國主辦人拼命為他宣傳,對公眾吹噓丘吉爾是「五次戰爭的英雄,六部書的作者,英國未來的首相」。連虛榮心很強的丘吉爾也覺得這些話有點過分,雖然他心裡巴望著有朝一日登上首相的寶座。鑒於這種宣傳在英國影響不好,他便要求美國主辦人適當修改廣告的措辭。到紐約演說時,美籍愛爾蘭人進行抗議,說英國政府對南非布爾人像在英國對愛爾蘭人一樣,對民族獨立運動實行武力鎮壓的政策。幸虧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替他解圍,才排除了麻煩,繼續「沿街兜售自己如何逃離令人毛骨悚然的布爾人法網的冒險故事」(一家美國報紙所說)。在大西洋彼岸演說的效果和收入都不如英國,因為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不可能有強烈的反布爾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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