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81)

八一

　　溫妮在布蘭德福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視，一個名叫哥特·普林斯魯的治安警察負責此項事務。他面色陰沉，特別賣力，用外國記者的話說，他「獻身於攪亂她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時，他半夜時會來到溫妮的住處，在床下和櫃櫥下面搜尋所謂「訪問者」；有時，他拿著望遠鏡站到附近的山上去觀察這所房子；有時，他用樹葉蓋著臉，藏在籬笆後面監視她與朋友的交往。還有一次，當溫妮一家到布隆方丹大教堂為她的外孫舉行洗禮儀式時，他竟然也混到親戚隊伍裡面。溫妮因違反管制禁令遭到無數次逮捕，有時一天兩次：她被指控與一個以上的人交談而被捕；被指控「毆打」一個警察而被捕（後被宣佈無罪釋放）；被指控留朋友住宿而被捕；更有甚者，她有一次因為問雞的價錢而被捕！

　　那是一個冬天。溫妮自己花錢買了一個老式的煤爐子和一袋煤用於取暖。但爐子只能放兩塊煤，而且根本點不著。她就去向一位鄰居請教。這位鄰居很同情她，經常教給她一些小方法，如用濕布條或舊報紙塞住牆縫以防止灰塵進屋等，還經常和她聊天。在鄰居家時，正好來了一位郵差，誇耀自己買的雞好極了。溫妮順便問了一句：「買這只雞花了多少錢？」就因為這一個問題，她被指控犯了禁令。檢舉人在起訴中稱這構成了三人「集會」。地方法官判定她有罪，後來經過上訴，她才被宣佈無罪釋放。溫妮憤怒地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真是發瘋了。我是說在其他哪一個國家會把問雞的價錢用來作為證據？」

　　往往在最困難的時候，曼德拉的來信給她以鼓舞和力量。這些來信語言細膩，感情真摯，既有深深的眷戀，又有深刻的啟迪。有時，曼德拉還教她怎樣對付可惡的當局，難怪溫妮認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為一名「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溫妮·曼德拉因在布蘭德福特家中讓人留宿而被指控違反禁令，此案後被推遲審理。在一封來信中，曼德拉告誡溫妮，為對付此案，她需要「比好運氣還要多得多的東西」，因為這一案件對所有受到牽連的人都關係重大。他從律師的角度告訴溫妮高度警惕，因為「不管實際的指控多麼微不足道，法庭總要毫不例外地把對你的審判弄得非同尋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堅韌不拔、誠心誠意和深諸此行的朋友們的技巧才能化險為夷。最後，他深情地寫道：

　　希望你能告訴我開庭的日期和最後結果。與此同時，我將思念著你，特別是當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並且要聽取那些可以預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證詞時，我堅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盡磨難是由於你對孩子們和我以及對我們的大家庭的熱愛和忠誠。這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愛和忠誠。隨著你的到來，這種愛情和忠貞一次比一次更強有力地震撼著我。

　　在布蘭德福特的日子裡，溫妮通過辦托兒所、衛生站、自助小組、編織小組等社會福利組織，不僅結識了一大批黑人朋友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任，而且也逐漸改變了一些白人居民對她的看法，德瓦爾一家就是一例。德瓦爾是阿非裡卡人，是布蘭德福特鎮惟一的一位辯護律師。溫妮受她的律師的推薦，決定去找他作為自己的法律代理人。當溫妮第一次在他的事務所拜訪他時，他緊張得把握在手裡的筆掉到地板上。從職業道德上說，他不得不接受這種委託。在後來的日子裡，他無數次地竭盡全力把溫妮從監牢里弄出來，又多次出庭為溫妮辯護。為此，他遭到司法部長吉米·克魯格的訓斥：「為什麼不讓她找一位猶太人律師？到底是什麼魔鬼迫使你去給那個女人辯護的？」為此，他被從白人圈子裡趕了出來，幾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斷絕了來往。

　　德瓦爾的妻子阿黛麗則更富人情味。第一次見面，她就對溫妮很熱情：「在這樣一個地方，你一定孤獨得要命。歡迎你隨時到我家來坐。我想你一定喜歡讀些書吧。」隨後，她又趕緊準備了熱湯熱飯，讓溫妮和孩子帶回家去，因為她們當時剛到，連做飯的地方都沒有。溫妮後來回憶說：「白人的布蘭德福特，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富有人情味的待遇。像這樣待人接物的，她是第一位。」很快，她的女兒索尼婭又和津薺成了好朋友。兩位不同膚色的小女孩互相談著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兩年後，溫妮決定不再委託德瓦爾先生辦案，而由自己直接同約翰內斯堡打交道。然而，她對德瓦爾一家在那樣的環境中為她分憂解難是深懷敬意的：「德瓦爾一家是非常勇敢的。」曼德拉也深深認識到這一點，他在給溫妮的信中要求溫妮向德瓦爾先生表示感謝：「你必須給他寫封正式的感謝信。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孤立的居民區受理我們的案子，德瓦爾先生表現出了相當的勇氣。有的人就他應當如何對待我們進行挑撥和煽動就是一個明證。他同我們家的聯繫突出地表明他和他的妻子一家人有著執著的信念和堅強的性格。」而德瓦爾在與溫妮的交往中也逐漸認識到，像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坐牢，《自由憲章》鼓吹的正是各個種族和民族的平等和睦相處。

　　還有的阿非裡卡人為了幫助曼德拉夫人而獻出了生命。科利斯·海廷是曼德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在威爾科姆當醫生。他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在經濟上援助溫妮一家，並從10月份起開始為溫妮辦理為他工作的許可證。他準備於1979年3月1日正式雇用曼德拉夫人為他工作。自從他訪問了溫妮在布蘭德福特的住所後，他就被人跟蹤，但他毫不畏懼。依然為許可證的正式批准奔忙。3月亞日，他又來到布蘭德福特詢問許可證事宜。晚上8點，在離溫妮住所約6公里處，他的車子神秘地翻了，他當場死去。很明顯，兇手在謀殺成功後逃走了。溫妮對他的被害極其悲傷。她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教給我一種更深刻的愛。這種愛曾經是表面的和觀念上的，而現在對和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那些人來說，卻是真切而誠摯的。」

　　南非當局的倒行逆施不僅使一般的白人公民在覺醒，同時也使這個體制內的行刑者感到內疚心虛。曼德拉夫人曾收到一個年輕的南非白人警察的信，他曾捲入了對1976年索韋托暴動的鎮壓。他在信中很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他寫道：「你很難想像，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被迫向同齡孩子開槍——只因為他們的皮膚是另一種顏色——意味著什麼。你可以相信，雖然我接到了『瞄準射擊』的命令，但我總能設法讓槍口對著天空的方向。我沒有放過一槍。」他承認，他的父母不會理解他的做法，如果知道了真相，一定會把他殺死。他到布蘭德福特來拜訪了曼德拉夫人幾次，但總是提心吊膽。他走的時候還拿走了納爾遜寫的《鬥爭就是我的生命》。同時，原國家安全局的頭目亨德裡克·波爾也說了實話，他在約翰內斯堡的《星期日快報》上披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根本就不應該判處終身監禁。

　　溫妮在流放地的生活十分單調，但她仍然想盡辦法充實自己。生活中有喜有悲，有合有離。津薺在布蘭德福特與母親住了兩年後，決定去讀書。溫妮感到更孤獨了。她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在過去的兩年裡，由於有津薺和我在一起，痛苦的壓力得到了某種緩和；可是現在她走了……我第一次感到了我的小西伯利亞生活是什麼滋味。死一般的寂寞。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木頭房子淒涼地、呆呆地瞪著你，像往在裡面的居民一樣，毫無生氣。」現在，惟一的安慰就是去羅本島探視曼德拉了。孤獨使她的脾氣變壞了，同時也開始喝酒。每天，她孑然一身，等待著探視日的到來。

　　然而，有關她往來於布蘭德福特和羅本島之間必須遵守的規定極其複雜，審批手續也非常嚴格。出發的時間有具體規定；在離開布蘭德福特之前和回來後必須到警察所報告；起飛的機場和機號是規定的；在開普敦時必須向那裡的警察所報告；從機場到住地必須選擇最短路線；必須自己與羅本島監獄官員就探訪作出安排；探視結束後必須儘快直接返回在布蘭德福特黑人鎮的住所。每次探視之前，溫妮總是要在半個月之前提出申請，然後經布蘭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準備。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個「釋放曼德拉」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影響了南非的國內政治，使南非政權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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