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54)

五四

　　當然，在實施破壞活動的過程中，儘管最高指揮部一再強調要遵守紀律，儘量避免流血行動，但民族之矛的成員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仍有過火行為。在23次行動中，有18次是針對鐵路運輸，甚至還朝旅客車廂裡扔過兩枚汽油彈，另有5起炸彈案則威脅了生命。另有23起行動則主要是針對個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這些超出規定的破壞行動主要發生在伊麗莎白港和德班。

　　在進行破壞活動的同時，民族之矛最高指揮部也開始著手其遊擊戰訓練計劃。一大批政治上比較成熟的幹部潛離南非，到其他非洲國家進行遊擊戰訓練，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國外受訓的人員之一。由於輸送出國危險多、費用大，在1962年聖誕節之後，最高指揮部在西開普的馬姆瑞地區的叢林中建立了一個基地，對準備送出國的候選人進行培訓，由丹尼斯·戈爾德伯格擔任教官，課程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格瓦拉的遊擊戰理論以及一些戰地訓練，如急救措施、使用戰地電話、無線電裝置和油印機。但這個營地沒有存在多久，因為警察在聽到風聲後對一些參與人員進行了傳訊。

　　在這一段充滿危險的日子裡，曼德拉也惦記著他的溫妮和孩子們。他想盡一切辦法，避開警察的搜捕，有時深夜潛回奧蘭多家中，呆上一個小時，享受著家庭的溫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時間，他有時將溫妮和孩子接到利裡斯利夫農場，團聚幾個小時。在這裡，溫妮為曼德拉做飯忙家務，而孩子們則與曼德拉盡情嬉鬧。這些家庭歡聚的時刻在大女兒津妮腦海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堅強的溫妮亦逐漸適應了這種生活。開始，曼德拉回家的時候比較多，或是深夜或淩晨。但很快警察對他家實施24小時監視。溫妮一接到某種信號，即設法溜出警察的封鎖線，再去找曼德拉。據溫妮回憶：

　　一旦出了封鎖線，便會有人前來，要我駕車跟在後面。離開我們家約一公里後，換乘另一輛車，再從這一輛跳下去換乘另一輛。等我見到他時，差不多已經換了10輛車。我也從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裡。他的隱藏地遍佈全國各地。

　　替我們做這些安排的幾乎全是白人。時至今日，我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我只是發現，最後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裡。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到達時，房子的主人已經走了。可以看得出，當我們倆呆在一起時，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別處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將溫妮接出來，匆匆見一面，然後又分手了。還有一次，溫妮正在幹活，有人告訴她把家裡的那輛幾乎報廢的舊車開到一個指定的地方。當溫妮將車開到那兒的時候，一個身穿藍色工裝褲、白上衣、頭戴鴨舌帽的高個子男人把車門打開，要求溫妮讓出司機座位，然後坐上去開始駕駛。溫妮一下愣住了，這不是自己夢寐以求的丈夫嗎？曼德拉偽裝得真是絕了，以至於溫妮剛開始幾乎被他騙了。然後，倆人相視而笑。曼德拉將車子開進一個車庫，將舊車賣掉，又買了一輛車，然後將車開到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索爾大街。他將車停下來，與溫妮揮手告別，大搖大擺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開宣佈自己的存在以後，政府的搜捕越來越厲害了，曼德拉也成為了南非當局通緝和捉拿的第一號要犯。在群眾的支持和掩護下，他千方百計地躲避著，並在全國各地進行領導工作。「他走遍了整個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緒最振奮的時期。」他和人民融為一體，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為人民的一員。

　　在他的指揮下，民族之矛的組織遍佈全國，在約翰內斯堡地區、東開普地區和德班等地尤為活躍。這使政府當局驚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軍隊實行戒備並取消警察休假。同時，政府還雇用了數以千計的密探和特務，以大筆金錢去收買有關民族之矛成員的告密情報。但是，由於民族之矛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些伎倆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長沃斯特還准許南非白人組建私人軍隊，由那些答應幫助政府消滅黑人解放運動的極右分子組成。一個名叫羅貝·萊勃蘭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是納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動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熱分子組成的軍隊。

　　與此同時，處於地下狀態的泛非主義者大會也開始展開武裝鬥爭。他們認為，在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內的關於南非的鬥爭應當在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基礎上進行，是一種「無益的和純粹學究式的討論」。他們堅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手段來反抗一切暴政的權利。然而，他們對嚴峻的現實仍然缺乏足夠的認識，其目標也相當樂觀：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擺脫白人的統治，使南非的多數民族能夠按照公認的民主原則來決定他們的命運。為此，他們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波戈。

　　武裝鬥爭的蔓延可以說是敲響了南非白人政權的喪鐘。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指令，秘密出訪非洲國家，以尋求國際援助。新的任務在等待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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