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前言)

前言

　　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譽全球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了推翻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統治，他進行了長達50年（1944-199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鐵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終，從階下囚一躍成為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為新南非開創了一個民主統一的局面。

　　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使我得以承擔並完成這部傳記，但對曼德拉這個名字的熟悉和追蹤決非偶然。記得1987年5月在位於風景如畫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學召開的第16屆非洲學年會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紮奇魯克漫步在千島湖邊，談論著南非正面臨的重大變革。當時，一場「釋放曼德拉」的運動正席捲全球。我們倆毫不懷疑曼德拉的釋放只是時間問題，但又不約而同地對曼德拉出獄後將面臨的艱巨任務憂心忡忡：白人極右勢力的負隅頑抗，黑人民主力量的嚴重分歧，非國大國內派與國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種族隔離制的沉重包袱。說實話，當時我們倆對南非政治演變的前景並不十分樂觀，擔心可能出現政治動亂。隨後七年的時間裡，我一邊在馬丁·克蘭教授的指導下準備自己的歷史學博士論文，一邊密切注視著南非局勢的發展。最後，終於在電視機上看到了曼德拉於1994年5月10日就職南非總統時激動人心的場景。

　　本書以傳記形式敘述了曼德拉的大半生，嚴格地說，是從他出生到1994年底。中國的傳記傳統源遠流長。自司馬遷開創紀傳體以來，傳記在中國正史中之地位時顯時微。《史記》130篇中，本紀、世家、列傳已占112篇，而三者之共同點均為以人為主體而記事。西方對傳記的解釋為「人生之記錄」，傳記源于古希臘、羅馬。色諾芬①為其友人及導師蘇格拉底②所作的辯護詞即為當時最有名的傳記之一。一般認為，普魯塔奇為西方傳記之鼻祖，在《高貴的希臘人羅馬人的生活》中，他將希臘人與羅馬人成對比較，如軍事首領亞歷山大大帝和凱撒大帝，雄辯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羅的傳記都是成對出現；其淵博學識和對崇高人物的理解同情使其傳記永世長存。

　　①色諾芬（約公元前430-約前355年），古希臘歷史學家，雅典人。蘇格拉底的弟子，著有《遠征記》、《希臘史》以及《蘇格拉底回憶錄》等。

　　②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臘哲學家。他宣傳宗教道德學說，認為哲學的目的在於教導人們過道德的生活。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知道我一無所知。」他的學說主要靠同時代人記載而流傳至今。

　　中國文史不分家的學術傳統在傳記上表現甚為明顯，正史始終以傳記為主幹，延續千年。直至民初，始有人倡導「傳記文學」，對傳記特性的爭論自此始。或以其為文學分枝，或以其為歷史婢女。在西方，歧見更為混雜。英國史家納米爾雖然承認傳記是「一門偉大的藝術」，但又認為這是「最容易的歷史形式」，並對傳記比其他歷史書籍更為暢銷而憤憤不平。艾爾頓也承認傳記更為讀者歡迎，但認為傳記不是撰寫歷史的好方法，因為「一個人生活之局限性在解釋歷史時很少有任何意義」。強調整體歷史、綜合歷史和長時段歷史的法國年鑒學派對人物傳記的期望也不高，認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為歷史的瞬間。據此，布魯戴爾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並非地中海歷史的重大事件，從而說明傳記歷史與結構歷史或地理歷史大相徑庭。

　　持反對意見的史學家認為傳記屬歷史。有的更極端地認為只有史學家才能寫傳記，文學家不尊重史實，不宜於寫傳記。當然，更多的歷史學家認為傳記是人文科學中一支，歷史學家不應輕視傳記。美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幾蒂維爾認為傳記與史學無高低之分，其關係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稱：「我確實願意被稱為軍事傳記學家而不是軍事史學家。」杜維運先生在《史學方法論》中亦認為「傳記學家應是專業化了的史學家，而史學家應珍視傳記學家的成果」。

　　我以為，傳記似可以分為文學傳記與史學傳記兩種。文學傳記為文學家之範疇，以史跡為大致線條，以豐富的想像構成故事，或華麗、或樸實、或情節跌宕、或語言優美。史學傳記為史學家之園地，以史實為基本依據，集翔實史料匯成文章，或解釋、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顯社會。兩種傳記既可相互攜手，亦可分道揚鑣。這樣，即可免去很多無謂的爭論了。此本小書究歸何類，讀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納爾遜·曼德拉是一位歷史巨人，為他作傳記是一種難得的榮譽。不論未來南非的政局發展如何，曼德拉的歷史功績至少有三點。其一，他堅持統一的南非這一政治主張，團結各黨派組織，求同存異，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統一和穩定的局面，使這一多種族的國家在短時間內逐漸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軌道。這是他對南非的貢獻。其二，他一貫堅持和平談判，而只把暴力鬥爭作為輔助手段。在獄內或獄外均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最後終於取得勝利，成為第一位以和平的談判方式取得政權的非洲黑人領袖。這是他對非洲的貢獻。其三，曼德拉摧毀的不是一個南非的白人政權，而是世界性的種族主義制度。這一勝利並非他一個人的勝利，亦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一種正義思想的勝利。這是他對世界的貢獻。

　　早在1985年11月，南非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斯蒙德·圖圖在為瑪麗·本森的《納爾遜·曼德拉特》寫的前言中說：「納爾遜·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對此毫無疑問。我們的悲劇在於他不能在我們身邊幫助撲滅正在毀壞我們美麗國家的烈火。很明顯，他是一個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時，你毫不懷疑，他具有我們的語言所稱的『魔力』——人格和風度。他為他的信仰付出極大，人民注意到這一點。……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給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無可爭辯的演說才能。他能把群眾的感情用雄辯的、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當你讀他的法庭陳述時，你就會為你也是一個黑人而驕傲。這個國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獄中或流亡在外的人。國際社會如果希望南非出現和平和安定，就必須敦促釋放他們，敦促開始進行真正的對話。」德斯蒙德·圖圖的這段話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毫無疑問，這是對納爾遜·曼德拉及其人格特徵的最恰當的概括。

　　本人懷著對曼德拉總統的敬仰之情，根據國內外已發表的資料寫就了這本書。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本人參考了大量外文資料（行文中已注出），但《南非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楊立華編著）、瑪麗·本森《納爾遜·曼德拉傳》和安妮·本傑明《我的心與他同在——溫妮·曼德拉自述》的翻譯出版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人借此機會向上述著作的作者和譯者表示由衷的感謝。由於本人在使用上述著作中的資料時亦參照了原文，故如出現錯誤，概由本人負責。另外，南非問題的研究在我國非洲學中位於前列，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老一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恕不在此一一列出。

　　在寫作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的楊立華先生、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的陸庭恩先生和李保平先生在資料信息及解答疑難問題上給予了大力幫助；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甘杜紅女士、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的章棣、吳作梅和潘榮英女士以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圖書資料室的王小平女士為本人查找中外文資料提供了種種便利，在此一併致謝。學長陳向明博士特意從美國帶回新近出版的曼德拉先生的自傳《通向自由的長征》，以供參考，本人深表謝意。在此期間，父母特意來京照料孩子。舐犢之情，沒齒難忘。夫人田開芳女士在本書撰寫過程中不僅承擔了家務瑣事，而且以熟練的專業技術在資料檢索和外文翻譯上提供了很大幫助。沒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此書的按時完成是難以想像的。希望這本書能為我國人民瞭解黑人領袖曼德拉提供一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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