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傳(56)_學達書庫

五六

　　在向阿裡斯塔奇提出了類似他向伯莎·馮蘇特納建議過的那些觀點後，諾貝爾說：「我對於那些勝任的頭腦嚴肅的代表人數的迅速增加，感到吃驚；但對於那些壞事有餘的空談家們荒唐無益的行為，也感到異常驚訝……所有的政府，對於避免象布蘭傑之類的個人冒險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種戰爭，無一例外地都會感到興趣。如果人們能夠找出一種減少這類戰爭的次數的辦法，也許多數政府將會感激地接受這種辦法。我曾問過自己，為什麼不能象個人之間的決鬥那樣，在國家之間也規定一套決鬥法來。

　　被指定的證人將研究一下這場決鬥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這種初步的檢驗仍然不能制止這些國家相互發動戰爭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會去冒險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呢？至於證人，既可以從中立國政府，也可以從象貴族這類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當中來進行挑選。如果我能夠推動和平大會工作前進的話，哪怕是只前進一步也好，我將會感到非常愉快，並且為了這一目標，要找花多少錢我都在所不惜。不應用這件事看成僅僅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因為亨利四世的政府為經嚴肅地這樣作過，只是後來被拉維拉克不幸地將它中斷了。附帶地說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來，總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國際糾紛，就是通過仲革取得解決的。這足以證明，如果說國民還處在糊裡糊塗的狀態的話，那麼，政府卻並非如此。」

　　同年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諾貝爾寫道：「我已得出一條結論：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簽訂一項約束它們自己的條約，以便聯合起來保衛每個遭受攻擊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導致部分裁軍，而部分裁軍才是唯一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為必須有一支武裝力量來維持治安。從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們的公民來，更加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和喜好爭鬥。現在的情況則似乎是，各國政府常常作出努力，來使被惡意的報界煽動起來的愚蠢公眾的感情衝動平息下來。」

　　諾貝爾關於爭取和平的辦法的觀點，也許會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們必須記住由他的職業造成的那種奇妙的中間立場。在這位發明家所從事的炸藥和混合無煙炸藥的職業背後，始終有著一種真誠的願望，即能夠通過改進炸藥方面的技術，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的事。戰爭將象過去那樣，由戰爭本身來加以遏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給伯莎·馮蘇特納的信中能夠寫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許是舉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廠，可能在你的和平大會之前，就會讓戰爭消亡。因為，在兩支軍隊彼此能在一秒鐘之內相互消滅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國家肯定會在戰爭面前退縮回去，並將裁減它們的軍隊。」

　　他的這些直率的、幾乎是預言性的語言，使得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有力。據軍火大王施奈德的兒子（在法國勒克勒佐市開設施奈德公司）說，諾貝爾於一八九〇年在巴黎的一次討論會上曾經表明：「僅僅通過努力提高戰爭武器的精密程度，並不能夠為我們保障和平。炸藥的有限作用，是這方面的一個巨大障礙。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必須使戰爭對國內民眾的殺傷力也能象對前線軍隊的殺傷力一樣大。讓臨頭的危險環繞在每個人的身邊，先生們，你們將會看到一項奇跡：如果武器是細菌學的話，那麼，一切戰爭便會很快地停止下來。」

　　諾貝爾從來不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他在此後的年代中，一直認為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實行有力的集體干預，是防止戰爭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從他給伯莎·馮蘇特納最後的兩封信裡摘錄幾行光輝的文字作為結束語，也就足夠了。他的思想與後來作為國聯與聯合國基本原則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時，這些思想對於他在遺囑中關於和平獎金的規定，也起了預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寫道：「仲裁法庭將從所有的中立國得到一項關於進行制裁，甚至動用武力來進行制裁的保證。讓我們承認這一點：什麼都比戰爭好。一切邊界都是不可侵犯的，並且發表一項宣言說：任何侵略者都將遭到整個歐洲的反對。但是，這並不適用於裁軍，我甚至不曉得現在是否值得希望裁軍。從最低層來的一種新的恐怖勢力，正在使自己成為一種黑暗中的狂暴，人們好象能聽到發自遠方的空幻的隆隆聲。但是，由聯合部隊的力量來保證的和平，將使一切和平的破壞者們懂得尊重，並將很快使緊張得到緩和。我們將會看到，各國的常備軍將怎樣逐年減少，因為各國將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殺人犯、另一半則是他們的受害者這種情況了，自然也就沒有必要來維持那麼多的常備軍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寫道：「我很願把我的部分財產留作一項基金，以便用來每隔五年頒發一次獎金（比方說發六次吧，因為如果在三十年內，人們還不能成功地將現今的社會狀況進行改革的話，那麼，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墮落到野蠻中去），獎勵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為實現歐洲和平作過貢獻的男人或婦女。我講的不是裁軍（因為我們只能慢慢與謹慎地達到這一理想），也不是那種強制性的仲裁。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至少很快達到這樣一步，即所有的國家都相互承擔義務，來共同干預對付和平的破壞者。這將是使得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手段，並且是迫使最殘暴無理的國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靜的一種辦法。如果三國同盟能夠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個國家，那麼，和平將會在今後幾個世紀內得到保障。」

　　在這裡，我們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滿了內在矛盾的阿爾弗裡德·諾貝爾。作為一個異常尖刻、並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觀主義者，竟然在他心靈的深處是一位他從來不曾是過的最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他多少是一個夢想家，相信一般開導的高貴力量，相信科學使人類幸福的能力，並且相信持久和平將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紀的遺物」。那就是為什麼他能夠說出：「傳播教導就是傳播繁榮——我指的是一般繁榮，而不是個人致富。而有了繁榮，作為黑暗時代遺物的多數邪惡將會消失。征服科學研究和它不斷擴大的領域，喚起了我們這樣的希望：那些細菌從靈魂到肉體將會逐漸被消滅，未來人類進行的唯一戰爭，就是反對這些細菌的戰爭。」

　　他也相信婦女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寫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價值的一步，都將結出果實來；而朝著這個方向取得真正偉大進步的使命，將會喚醒一切善良與真誠的婦女們的思想感情，而她們的這種思想感情，將會傳播到後代身上。將來的年輕一代的頭腦，將要受到它的鼓舞。」

　　這幾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寫的。它表明他對和平的熱烈興趣一直懷抱到那麼久，並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發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遺囑裡所表達的最後形式；這種和平熱情，，一直陪伴著這位理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直到他的生命結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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