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勝利-曼施坦因回憶錄(17)

一七

　　哈爾德雖已經承認我們的觀念大致是與陸軍總部一致的，但他卻堅持著說，陸軍總部有關第19和第14兩軍的命令，並不表示攻勢已經有了一個新焦點，而只是表示必要時有創立一個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補充著說：「由於受著我們控制之外的影響，決定重點究應擺在那裡，已經不再是一個計劃的問題，而變成了作戰本身中的一個指揮問題了。」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獲得兩個結論：（一）希特勒認為他作重要決定的權利，是已經連攻勢的實際執行都包括在內了。（二）他認為攻勢重點的位置，應根據攻勢的如何發展來決定。無論如何就目前而論，他不是不知道我們自己的計劃，就是故意不想採納它。

　　哈爾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個電話給我，更使我對於上述的後一種印象，獲得了印證。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哈爾德，再度說明有利於我們的作戰計劃的一切理由。實際上，這個信件也就把整個的「新」計劃都包括在內。因為直到12月15日，尚未獲得哈爾德的答覆，於是就和首席參謀次長，斯德普納格通了一個電話，問他陸軍總部對於我們的建議究竟準備拖到哪一天為止。於是哈爾德才打了一個電話給我。他向我保證說，陸軍領袖們都完全同意於我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奉有嚴厲的命令，一定要把攻擊重點擺在B 集團軍群方面，而且必須等到攻勢發動之後，始准有所轉移。

　　從這裡，也許就應假定陸軍總部的領袖們，是實際上已經接受了我們的觀點，並且也已經用某種方式，把這種觀點轉呈希特勒核奪了。但是，我同時又從華里蒙特將軍（約德爾的副手）和羅斯堡將軍（約德爾的作戰處長）方面，得知陸軍總部根本就不曾把我們的建議轉告希特勒，讓他知道有這樣一種觀念的存在！所以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陸軍總部是否會真正同意我們的意見，但是這個在攻勢尚未發動之前，決不把重點放在A 集團軍群方面的觀念，卻無論如何是與我們集團軍群總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誠然，「坐以待敵」的觀念是拿破崙所首創的。對於法國人而言，這幾乎已經變成了一條公理，尤其是自從1914年，他們主動發動洛林攻勢失敗之後，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軍統帥部毫無疑問也只能採取這個辦法。因為他們希望讓我們去擔負發動攻勢的沉重代價，所以他們有絕對的理由，應該坐以待敵。他們的責任就是要儘量避免在比利時作實力的考驗，而同時應集中其一切的兵力，來向我們攻勢的南側面發動強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們自己這一方面，就決不可以坐候時機，然後再來決定在何時何地打出我們的王牌，因為A 集團軍群的作戰計劃是以「奇襲」為基礎的。敵人很不可能料想到會有一支強大的裝甲兵力，透過阿登山地前進，並且還有一整個集團軍的兵力跟在它的後面走。但是這個挺進要想達到其目標，即索姆河下游，則所有投入比利時南部的敵軍也都應加以擊潰。我們必須與這些兵力的殘部，同時渡過馬斯河，然後才能從後方攻擊在比利時北部面對著B 集團軍群的敵軍。

　　同樣，任何想擊碎在我方南側面（例如在馬斯河與奧塞河之間）強大敵軍預備隊的企圖，也必須要我們能有足夠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動權時，才會有成功的希望。這又是為「第二幕」，即毀滅剩餘敵軍兵力，創立一個有利的躍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戰況發展之後，才再來決定我方作戰的重點位置，那麼也就無異於放棄了用從南面迂回的運動，以殲滅比利時北部敵軍的機會。同時，其意義也就是說使敵人有時間來得及對我方的南側面部署一個反攻，這也是他能獲得勝利的唯一機會。

　　假使說必須要看我們能否用不適當的兵力獲致奇襲的效果，才再來決定是否把適當的兵力分配給A 集團軍群，以作一個決定性的主力攻擊。那麼對於這種觀念的最好批評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個在展開的最初階段中所犯的錯誤，是永遠無法矯正的。」　簡言之，我們決不能坐待攻勢的發展——到底是B 集團軍群的集中攻擊，能夠擊碎在比利時境內的敵軍呢？還是一支孤單的第19裝甲軍，能夠一直突破達到色當呢？假使要採取A 集團軍群的計劃，則從一開始起就應給予我們以適當的裝甲兵力和三個集團軍——不過由於空間的不夠，第三個集團軍可以隨後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備忘錄中，特別聲明所要求者不是兩個集團軍（共22個步兵師）和一個裝甲軍，而是三個集團軍（共40個師）和兩個機動軍。很巧合的，以後當希特勒採納了我們的計劃時，實際我們所獲得的兵力恰好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還必須繼續奮鬥下去。我們現所要爭取的主要問題，就是從作戰一開始時起，不僅只用第19裝甲軍，而且還要加上第14摩托化軍，立即從阿登地區通過，在色當渡過馬斯河，並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長驅直入。此外，我們所要求的第三個集團軍從一開始起，也就應立即向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側面展開的敵軍，採取攻勢的行動。

　　假使我們能使上級接受這兩個要求——那麼即使陸軍總部仍不全部採納我們的意見——這個攻勢也就還是註定了會一直向我們所希望的途徑發展，而終於達到最後的勝利。

　　假使誠如老毛奇所說的，我們自己的作戰計劃對於與敵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後的發展，他還是並無確實的把握；但是若開始時即無適當的兵力，則在最初階段，攻勢即將發生頓挫，那卻又是可以斷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時又指出，一個軍事指揮官的眼光必須要越過這第一次的接觸，而把它定在最後目標之上。照我們看來，那個所謂最後目標者就應該是在歐洲大陸的總體性勝利。這應該是整個德國攻勢的目標。即使必須要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來達到它也不要緊。

　　所以拿破崙的那種暫時不決定主攻方向的辦法——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況中也許可以算是一個良好的解決，但在我們自己的這種情況中，其意義就是不以絕對的勝利為目標。

　　12月18日，由於我在12月6 日寫給總參謀長的信件並未能產生理想中的效果，於是我又根據我們自己的作戰觀念，寫了一個西戰場攻勢「作戰計劃草案」交給倫德斯特上將。因為他正要去與陸軍總司令作一個簡單的會談，並準備在獲得後者同意時，一同去謁見希特勒。12月22日，倫德斯特與勃勞希契舉行了一次會談，但卻並未去謁見希特勒。我又同時曾用書面的形式，將這個草案呈送陸軍總部，因為我希望這種簡潔乾脆的文件，也許可以比過去那些純粹理論性的解釋，要更能改變最高統帥部作戰處中的態度。僅僅到了戰後，我才知道作戰處根本上就從來不曾由哈爾德方面收到我們的任何備忘錄。

　　12月下半月的天氣使任何發動攻勢的思想都已經變得不在考慮之列。無論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過一段時間之後，才再來從頭要求改變作戰計劃，因為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是已經提供了夠多的思想糧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過聖誕節。當我從李格尼茲返回科布侖茲時，我又順便經過在左森的陸軍總部，看看我們的計劃草案是否已經造成了何種印象。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又再度向我保證說，陸軍總部是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但是他們卻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決定攻勢重點究應放在何處。

　　還是像以前一樣，我們並不知道陸軍總司令是否已經向希特勒提出了我們的建議。不過似乎他是並未如此做過的，因為我從最高統帥部作戰處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從11月5 日以來，勃勞希契即始終不曾接近過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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