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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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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亡的風波,經濟拮据的折騰,加上身體的摧殘,《資本論》的寫作進展緩慢。 馬克思前後歷時25年,終於1867年9月14日,《資本論》第一卷在漢堡出版了,印數1000本。 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著作的問世,是馬克思人生半輩子辛勤勞動的結晶。 馬克思還在40年代擔任《萊茵報》主編的時候,就對政治經濟發生了興趣。他自己曾經說:「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 1843年馬克思遷居巴黎以後,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經濟學,仔細閱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並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他這一時期經濟學上的研究成果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這裡,馬克思提出了異化勞動的見解,這實質上是他的資本佔有雇傭勞動理論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馬克思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來到了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在這裡,除繼續研讀以往經濟學家的著作外,他還閱讀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作品,並收集有關經濟學方面的材料。 馬克思打算寫一本經濟學巨著,書名定為《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45年2月他同達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凱簽了出版合同,可是這一計劃未能實現。列斯凱由於受到普魯士政府和警察當局的壓力,要求馬克思把這本著作寫成純學術性的作品。馬克思嚴詞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後來列斯凱取消了合同。儘管如此,馬克思並沒有停止對經濟學的研究。1847年出版的批判蒲魯東的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同年12月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所作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講演,可見馬克思當時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那時馬克思雖然還沒有提出剩餘價值這一術語,但他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生產的和怎樣產生的。 由於積極投入1848—1849年革命的實際鬥爭,馬克思一度中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 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流亡到倫敦,重新鑽研政治經濟學。英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博物館、圖書館等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 從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種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錄,寫滿了24冊筆記本。 為了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生產,他還閱讀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書籍。例如,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農藝學,特別是農業化學。他千方百計熟悉科學技術上的發明創造。他在50年代最初幾年摘錄了生產中應用物理學和數學等等的歷史資料。 在50年代初期,馬克思著重探討的是貨幣理論和地租理論。他再次仔細閱讀李嘉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並作了許多概括性的批註。 在50年代中期一段時間,馬克思由於忙於為報刊撰稿,沒有能夠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經濟學。1857年經濟危機的爆發,推動他加緊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他期望這次經濟危機會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儘快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用社會發展的經濟知識來武裝工人階級,提高他們的覺悟,使他們認清自己的革命任務。他夜以繼日地進行緊張的工作。「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 從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個月時間內,馬克思寫成了50個印張篇幅巨大的手稿,這就是《資本論》的最初稿本。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形成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這部手稿裡,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剩餘價值理論,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為此繼他們的第一個發現——唯物史觀之後,完成了第二個偉大發現。 馬克思為這部手稿寫的《導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學價值。他詳細敘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精闢地分析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辯證關係,強調指出了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及其歷史階段性。他詳細地闡述了他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科學方法,並說明了這一邏輯方法同現實即同歷史過程的一致性。 這部手稿,馬克思不是為了發表而寫的,「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而整理的。從1858年初開始,他在這一手稿基礎上開始寫《政治經濟批判》一書,並打算分冊出版。他本想儘快完成第一分冊,由於長期通宵達旦的工作,他勞累過度,不斷患病。1858年4月29日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長久沒有寫信,可以用一句話向你解釋,就是不能執筆。這不僅是就寫作而言,而且是就這句話的本來意義而言的……給《論壇報》一定要寫的少數幾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這一點,也只是在服用烈性興奮劑之後才做到的。我的肝病還從來沒有這樣厲害地發作過,一度曾擔心肝硬化。醫生要我旅行,但是,第一,經濟情況不許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夠再坐下來工作。總是渴望著手工作而不能做到,結果倒使得情況惡化了。不過一星期來已有好轉,但還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幾個鐘頭,寫寫東西,過後就得躺好幾天不能動。我焦急地盼望這種狀況到下星期能夠結束。這事來得太不是時候了。雖然是我在冬季夜裡工作過度所致。」 但寫作拖延的更重要原因是馬克思對自己著作的嚴格要求。1858年11月12日他給拉薩爾寫信說:「至於手稿推遲一事,起初是病耽擱了,後來我為了稿酬必須趕寫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經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給它一個形式。然而,在我所寫的一切東西中,我從文體上感覺出了肝病的影響。而我有雙重理由不允許這部著作由於醫療上的原因而受到損害: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2.這部著作第一次科學地表達了對社會關係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因此,我必須對黨負責,不讓這東西受肝病期間出現的那種低沉的呆板的筆調所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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