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39)_學達書庫

三九

　　這時歐洲大陸上到處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國來了。他們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沒有錢，又不懂英語。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蘭人、法國人。在倫敦的德國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業者。他們找工作往往碰壁。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們本人受著窮困煎熬的同時，組織了一個倫敦救濟委員會，作出了革命團體的好榜樣。

　　馬克思寫出激動人心的號召書。他和同志們為了籌集必要的生活費用整天奔波於倫敦街頭。

　　眼看懷孕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和琳蘅於9月15日就要到倫敦來，錢幾乎沒有，他迫在眉睫的還要解決個人的生存問題。

　　錢，這個既可愛又可惡的瘋狂的魔獸，一時以其光環炫耀于人，一時又以其「銅臭」被厭棄於人。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這之前給幾位朋友寫的「要錢」信：

　　6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談了德法兩國形勢的一些看法後，他簡單、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須設法在什麼地方給我弄些錢；你知道，我為了履行《新萊茵報》的義務已經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並在「給我弄些錢」的下面打上著重號。

　　7月13日，馬克思不得不寫信給魏德邁說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問是否可以爭取他關於蒲魯東的書（《哲學的貧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筆預支稿費，這本書在布魯塞爾沒有全部賣掉。

　　使情況更糟的是：法國政府把馬克思看作危險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並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島偏僻、又有礙健康的莫爾比昂省去，還規定在那裡不得擅自離開。

　　往往這時，馬克思經過片刻的絕望之後又會重新振作起來。1849年8月23日他馬上給恩格斯寫信談他的新計劃：

　　「……我要離開法國。

　　「去瑞士不給我護照，所以我必須去倫敦，而且就在明天動身……

　　「此外，我在倫敦創辦德文雜誌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須立即前往倫敦。

　　「我肯定對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裡？……」馬克思一時又在責怪自己經濟上的無能，「妻兒子女到倫敦來了怎麼辦？看著我的滿臉鬢須能飽肚嗎？」

　　於是，馬克思在9月5日給詩人弗萊裡格拉特寫信：

　　親愛的弗萊裡格拉特：

　　我只給你寫幾行字，因為四五天來，我生了一種類似輕霍亂的病，感到非常軟弱無力。

　　我的妻子來信，要我告訴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麼卑鄙：他們連我的妻子也去打擾；他好容易獲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們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現在我確實處境困難。我的妻子臨近產期，15日她又必須離開巴黎，我不知道到哪裡去弄到必要的錢，使她能夠動身並在這裡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這裡辦一個月刊；但是時間緊迫，而且頭幾個星期困難特別大。

　　燕妮來了。馬克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她安排在一家貧困的家裡寄宿，一面繼續疲於奔命，四處奔走，以求找到一個較為方便點的住處，因為燕妮產期已近。最後他在簡陋的切爾西街區的安德森街4號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住處。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維多。

　　這時馬克思一家又正面臨著嚴酷無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給魏德邁寫信談起了艱難的處境：

　　……我的丈夫在這裡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惱，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鎮定的、清醒的、冷靜的自尊感，才能堅持這種每日每時的鬥爭。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為了報紙曾經作了多大的犧牲，他拿出了幾千現款，而當成功的希望幾乎沒有了的時候，他卻成了報紙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這樣幹的，否則他們自己必須負擔債務）。為了挽救報紙的政治榮譽，為了挽救科倫友人的公民榮譽，他挑起了一切重擔，賣掉了自己的印刷機，交出了全部收入，臨行前還借了300塔勒來償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編輯的薪金等等——而這時他已經是被驅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了我們僅有的最後一點銀器。在科倫我托人出賣了我的家具，因為衣物和其餘一切東西都有被查封抵債的危險。當倒黴的反革命時期到來時，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隨後我帶著我的三個孩子也去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驅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們也被禁止在那裡繼續逗留。在他之後我也渡過了拉芒什海峽，過了一個月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要瞭解倫敦以及這裡的情況，才能知道撫養三個孩子和生育第四個孩子多麼不容易。單房租一項我們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這一切我們只能用當時我們自己所有的錢來支付。但是，我們為數不多的錢在出版《評論》時已經花光了，雖然訂了合同，錢還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數，因此我們在這裡的處境十分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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