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71)_尼克松

七一

　　1965年，我問他：如果美國政府承認北京政府，共產黨中國人會作出什麼反應。他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說：「你們要承認『我們』？」接著，他又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完全錯了。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會承認你們。」1954年，在討論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對中國民族尊嚴受到藐視時何等的敏感。他當時是中國的代表；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則是美國的代表。杜勒斯曾經告訴記者說：只是在一種情況下，他與周恩來才會見面，這就是「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時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會議前夕，杜勒斯與周恩來都提前到達了，而且相遇了，周恩來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卻一搖腦袋，走出房間，使這位中國外長受了侮辱。六年之後，周恩來對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溫色。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杜勒斯對周恩來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朝鮮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共產黨中國的「志願軍」殺死了；臺灣的蔣介石政府不久又將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安全條約；大陸中國和蘇聯還結成了旨在對付美國的軍事同盟。但我很清楚，這件事確實傷害了周恩來的感情。因此當我第一次到達北京時，我一走下飛機的舷梯，就特意一邊向周走去，一邊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為我訪問中國時最值得紀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他們的自信心又使他們能夠轉而進行認真的自省，而不至於對自己的缺點感到不安。在我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斷地提到有必要瞭解和克服他們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就提到出席會議的雙方人員平均年齡的巨大懸殊，說：「我們的領導層中，年紀大的人太多了。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類似的是，當我們遊覽北京十三陵時，一個低級官員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鮮豔的衣服，還教他們在我的一行到達時應該怎樣做。

　　周恩來對此表示歉意，說：「有人帶了一些小孩來這兒，是為了點綴陵墓的風光，造成一種假像。你們的記者向我們指出這一點，我們承認這是不對的。我們不願意文過飾非，而且已經批評了當事人。」在我們訪華的過程中，我情不由己地想起赫魯曉夫的高談闊論是多麼裝腔作勢，而中國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麼平易近人。其實，赫魯曉夫的吹牛不過是為了掩蓋其自卑的心理；周恩來機警的自我批評則是自信心充分發展的明顯表現。我知道，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種方式，但在事實上，這表明中國人對他們的文化和哲學的絕對優勢堅信不疑。憑藉這一優勢，他們總有一天會戰勝我們和其他人。

　　周恩來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許多人為之傾倒。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周恩來的這些品格與冷酷的政治活動家的品質是同時並存的。記者弗雷德·厄特利說，周恩來是一位「難於抗拒的……機智的、有魅力的、講究策略的人」。西奧多·懷特承認，他「對周恩來的品德幾乎沒有任何懷疑，對周的判斷也沒有任何疑問」。一位在日本的中國記者說：「應該說，他是我見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見過這位無情的政治家和並朱為他的魅力所動的人，則把周恩來描繪成另一種類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擔任過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沃爾特·羅伯遜曾經對我說，周恩來雖然很有風采，但他曾經親手殺過人，然後又抽著香煙安然離去了。

　　四十年代曾經與周恩來打過交道的一位美國官員對我說：「您把周的姓讀成『喬』了。嗯，他對我來說，確實象一位姓『喬』的，醜怪的人。我曾經想過我們應該與他決裂。但忽然之間我又發現，我錯了。對他沒有用的東西，他是不會承認一是一、二是二的。」

　　國民黨一位曾經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也對我說過：「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確的。因此認為談判雙方也許都應有所讓步。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懷疑這個人了。他雖然可能是真誠的，但他也不會被他的政治偏見完全蒙住眼睛。後來我終於認識到，在他的話裡沒有絲毫道理。最後，我發現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戲。他是一位我從未見過的了不起的演員。他一會兒笑，一會兒哭，使他的觀眾也跟著他笑，跟著他哭。但是這些純粹是在演戲！」

　　當然，周恩來這兩種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結合在一起的。他總是根據他的國家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處理問題。他之所以討好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幾乎也都是為了增進他的國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為了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棄信守，他可能也會無動於衷地離開同伴。在和我們的關係中，周恩來信守與我們的協議中的條文和精神。然而，他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友誼，相反，他是為了他的國家的利益才與我們建立友誼的。

　　在延安就認識周恩來的西奧多·懷特許多年後寫道，他過去對周恩來的信任是絕對的。他將周恩來的兩種形象聯繫在一起，概括他說：周恩來「與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的任何一個英明而又無情的人物一樣，在行動時果敢而機智，象貓撲老鼠一樣。他非常果斷，能夠憑自己的行動沖出一條道路。

　　與此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熱情的、和藹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禮的人。」

　　周恩來把儒士的個人品德和列寧主義革命家的冷酷無情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個性特別適合於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鋼一樣——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種金屬都要堅韌。共產主義制度總是獎勵善於施展詭計的人，同時毀滅進行妥協的志士。周恩來的政治天才，在於他能夠成功地同時扮演鬥士和調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問過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國人。」當然，周恩來的同事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儘管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俱使這一信仰極端化並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來出身于官僚家庭，這種背景也使他有別于他的同事。這個家庭植根于舊中國的為人處世之道，家族裡的成員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讀古書，以便進身仕門，保持若干世紀以來在這個帝國的官僚機構中的社會地位。周恩來在青年時代便摒棄了舊社會的哲學信條，但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舊社會在文化上給他留下的影響，他自己也從未想到要擺脫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的過去的尊重，即尊重舊社會那些值得保留的東西。

　　周恩來不同於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他經常承認對自己的過去和家庭懷有負疚之心。1941年，國共兩黨為了重建抗日統一戰線而進行談判。休會期間，周恩來對一小群人講了話。大家寂靜無聲，周恩來以動人心弦的話語表達了他的負疚之情。

　　他說，他希望打敗日本人之後，能夠回到他母親的墳前掃墓，這使在場的中國心埃」抗日戰爭期間，周的父親由於走投無路，只好寫信向他當時業已出名的兒子要錢。周立即從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錢，寄給他的父親。1942年，他的父親去世了。周按習俗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了一則訃告。我猜想，此舉一定會使他的同事感到疑慮，甚至吃驚。

　　在我們1972年的歷史性會見的若干年之前，周恩來就告訴過一個記者：中美兩國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關係，這是美國的過錯。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到中國來都是會受到歡迎的，但這必須對等。他接著說：「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他又強調：「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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