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3)_尼克松

四三

　　※5.康拉德·阿登納
　　——西方的鐵幕

　　1963年，上了年紀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納正在最後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聯邦議院的一次會議，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遭受到柏林牆危機的嚴重損害，使這位八十六歲的總理在1961年勉強當選。他屈服于年輕的政治家們的壓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兩年後下臺。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臨的是四年內不平靜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長期以來就是聯邦議院的反對派人士，當他也許感到這位從不饒人的阿登納很快要被攆下臺時，他可能會表示寬容。

　　於是，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對這位總理說，他設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納為北約組織的成員國還是對的。

　　阿登納冷冷地看了這人一眼，然後作了一個簡潔的回答：「你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我是事前正確。」

　　阿登納用這幾個字精僻地歸納了他自己的經歷，同時也相當精僻地歸納了所有偉大的領導人的經歷。象這位反對派的代表一樣，許多人都有事後識別的能力，而阿登納具有先見之明的才能。阿登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的時期執政。當延續數代人的國與國之間的結盟確定之際，他有勇氣也有智謀去採取需要採取的行動——並且具有戰勝那些害怕或是不願採取行動的人們的反對的政治手腕。溫斯頓·邱吉爾在評價世界領導人方面，很少出過差錯。1953年，他對下院說，阿登納是「自俾斯麥以來德國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納是西歐戰後秩序的主要建築師。作為萊茵地區的人，他一向謀求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友好邦交，並且畢生抱有一個歐洲聯合的理想，使前幾代人蒙受災難的紛爭不再發生。他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蘇聯代表的是舊歐洲一切壞的而不是新歐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堅不可摧的決心保住了自由歐洲東部的堡壘。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阿登納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種專制——無論是一個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還是一個政府對人民的——最終是一種罪過，因為它窒息了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並且被納粹時代的恐怖變得更加強烈了的他的歐洲聯合的理想直接來源於對專制的僧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歐洲受到了來自外部勢力的威脅，這股勢力遠遠超過了從前受到的來自內部威脅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幾個人理解這種威脅的本質或嚴重性，然而阿登納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臺後，就象一塊岩石一樣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東方前哨。不為蘇聯的威脅所動搖，並且蔑視他們偶然提出的、損人利己的和平倡議。但是，他認識到披解除了武裝和孤立的德國不可能單獨地遏制這種新的威脅。在五十年代，美國和英國堅定地支持了歐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防務。免受蘇聯的威脅。由於在七十五年間，法國三次被德國的強權所惹怒，因此對於任何重新武裝它的東方鄰國的計劃都持極大的懷疑態度。但是，如果歐洲要有一個有效的反蘇聯盟，而沒有法國參加則是不可想像的。所以，阿登納再次致力於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歐洲人的各種障礙。這種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實際的，幾乎是詩一般的抽象概念：現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頑強的精神去付諸實施。

　　就在努力把歐洲結成一個反對蘇聯威脅的聯合陣線的同時，他也謀求建立一種使歐洲連結在一起的、相互依賴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從而最終結束來自歐洲內部對和平的威脅。通過諸如加入北約、建立歐洲煤鋼聯營，及1963年簽訂的法德友好條約等倡議，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納的聲譽也大為提高。

　　十多年來阿登納是我們自己的鐵幕———個有著鋼鐵意志然而又有極大耐心的人，他對基督教教義的深刻信念，使他成為西方反對那個他認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壓迫基礎上的帝國的最有效、最有發言權和始終如一的代言人。儘管他表情嚴肅和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他卻同時是一位熱情的、脾氣好的、舉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們的愛戴，對一個曾被引入迷途的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寬厚的父親般的長者。

　　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上，阿登納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著。對於他被打敗的人民來說，他是一位「老人」，是國家蒙受恥辱和混亂時期的信念和堅韌不拔的象徵。他通過鎮靜自若、端莊自重，甚至還帶有某種校長般的優越感消除人們的疑慮。在反對他的擋道人時，他是一位善於共謀的、無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他是新民主德國的忠實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內把它從一個國際流浪兒轉變成可靠的自由堡壘。

　　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友誼是罕見的。他們通常是在紛亂的事件和外交禮節的範圍內進行會晤，而這種會晤往往沉浸在回顧歷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譯們的包圍下進行。籠罩在他們會晤中的國家自身利益的幽靈總是約束著相互間的友誼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我與許多外國領導人進行過友好的會晤，但是只有其中幾個能稱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納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之間的友誼長達十四年之久，無論當我們兩人在朝或在野期間，這種友誼始終保持著。

　　1947年秋，我是眾議院委員會的十九名成員之一，克裡斯琴·赫脫為該委員會主席。我們訪問了歐洲，為貫徹六月份已經宣佈的馬歇爾計劃做一些說明。我們在德國的逗留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軍的炸彈完全夷為平地，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家庭擠在倒塌樓房的瓦礫堆中和地堡內。食品奇缺，面黃饑瘦、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向我們走來，他們不是乞討，而是向我們出售他們父親的戰爭獎章或者用它們來換些東西吃。

　　另一位委員會的議員，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製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訪問中他所遇見的孩子們所深深感動，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著的毛衣都給了他們。他後來對我們說：「我把最後一塊巧克力給了一個大約十歲的懷裡抱著一個約一歲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樣處理那塊巧克力的嗎？她自己沒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個小孩的嘴裡，告訴他這是什麼東西，叫他吃。看到她這樣做時，我簡直無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車裡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給了孩子們。」

　　在華盛頓，議會曾經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給我們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戰士們戰爭補貼；在艾森，我見到了一個礦工，他和他的妻子與二十二歲的兒子住在一個地窖裡。雖然他的兒子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但他既沒有收到一分撫恤金，也沒有得到一文救濟金，因為他的傷殘被認為並不那麼嚴重。

　　在參觀一個煤礦時，我們看到工人們把他們作為午餐的稀薄的沒肉的湯節省下來，以便可以帶回家去讓家屬分享。德國煤礦在工人數量相同的情況下其產量卻大大低於戰前，因為礦工們由於饑餓和營養不良而身體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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