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25)_尼克松

二五

　　他說，儘管這些領導人可能在象捷克這樣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們認為捷克問題是件小事，而他們在大問題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增強蘇聯的實力問題上。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他發現他們幾乎是直截了當地和坦率地回答問題，甚至很誠懇，但是他認識到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掩飾。他歸結說：「全世界都在等待著美國總統去和他們接觸，或是等他們去和美國接觸。」當我問他，是否認為這種直接接觸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絕對的：「毫無疑問。」

　　會談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要我向艾森豪威爾夫人表示他的慰問和敬意。戴高樂不經常顯露他的情感，但是從他談話的方式我可以覺察到他對艾森豪威爾懷有深厚的愛慕和尊敬，對艾森豪威爾的逝世他極為悲痛。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和他的會見。

　　我們早已擬定他訪問華盛頓的初步計劃。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辭去總統職務退休。他並不是因為重大問題而辭職的，而是由於一個小問題，即在關於參議院和地區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敗北。馬爾羅後來問他為什麼會為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而辭職，他的回答正是人們預料會從戴高樂將軍那兒得到的回答：「正因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樂象邱吉爾和阿登納一樣，發現培養和造就一個後繼人是困難的。邱吉爾定下了艾登：阿登納定下了艾哈德：戴高樂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為我所見到的較有能力的世界領導人之一。追隨一個真正偉大的人是極大的困難。杜魯門至少從歷史觀點來看沒有能力接替羅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腳卻沒有另一個人能繼戴高樂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經濟專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稱的繼承人，他給我留下的特別深刻的印象是，在我們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總是從全球觀點出發而不是從地區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在戴高樂辭職後，我給他發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請他來華盛頓，並告訴他：「我們的許多城市和州將為你在訪問日程表裡包括它們而感到榮幸。」在結束時我寫道：「坦率地說，在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領導人領導的時代裡——美國的精神需要你的光臨。」維蒙·沃爾特斯把我的信交給了在科隆貝的戴高樂。戴高樂讀完後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書桌前寫了這樣一封親筆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極其熱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為感動。這不僅因您身居美國總統高位，也因為這些信件來自於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對您有充分理由懷有無比真摯的尊敬、信任和友誼。

　　或許有一天我將有機會榮幸地再見到您。此時我向您表示發自肺腑的祝願，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獲得成功。

　　請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轉達我的衷心的問候，我的妻子附筆表示熱烈的祝願。我親愛的總統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誠摯和忠實的友誼。

　　夏爾·戴高樂

　　這封信是戴高樂給我的最後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領導人一起飛往巴黎弔唁。

　　夏爾·戴高樂一生中，在身材上高過常人，但是他的力量發白內部。蒜頭鼻，略顯渾圓的身材，柔軟纖長的手掌，所有這些對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補益也不能有所減損。這是一種超越於形體的力量——它是一種由己及人的風紀，在它出現時令人肅然起敬。

　　戴高樂不談懷疑，只談堅信。有時他會出錯，即使是他的錯誤，在歷史上也變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興法國過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們奉為神聖。

　　用馬爾羅的話說：「他是一個比昨天還古舊，比明天還新穎的人。」

　　他是一個現時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個概念、一種感覺——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見而又不可見，可以感觸而又不可捉摸。這正是法蘭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觀念上的法蘭西，而是精神觀念上的法蘭西。

　　戴高樂向法國人提出一個法國可能變成的法國幻象，而且通過告訴他們這就是法國的過去，他幫助法國變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國人把中國看作是「中央王國」那樣——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邊緣——戴高樂也把法國看成是中央王國一類。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響法國時才有意義。在分析世界事務時，他目光冷靜而遠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為了促進或保護法國的利益。

　　他是法國的代言人、保護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靈感。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就是法國。法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整體。他體現了法國，他不僅在世界上代表法國人，而且對法國人來說，也代表法國。

　　戴高樂不特別喜歡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國人，由於這個原因。

　　他也不特別喜歡法國人，但這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他熱愛他的家庭和法國。在他與別的國家的關係中，要緊的不是他是否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而是這種關係能為法國做什麼，或者是對法國可能有什麼影響。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戴高樂的一生都被捲入經常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中。但是，爭論的結論是清楚的，要是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悲劇中倖存下來。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復蘇。沒有戴高樂，就不會取得法—德和解。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會通過第五共和國憲法，就可能陷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混亂之中。沒有戴高樂，法蘭西精神——許多世紀以來，它的振作、它的熱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獨特結合的特點，都一直在鼓舞著全世界——可能已經消亡而不是象今天這樣具有生命力和強大。

　　我對戴高樂和他生平的最生動的記憶之一是在法國巴黎聖母院悼念他的儀式即將結束時的情景。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要人物開始魚貫而出。許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謝我作為美國人民的代表前來參加儀式。然後，在我走近出口處時，教堂的大型管風琴開始奏出了激動人心的《馬賽曲》。我停住了腳步，把一隻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壇。就在這時，另一位外賓顯然為音樂所感動，走過來握我的手問候，一個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就此消失了。我經常想：正當這架管風琴演奏《馬賽曲》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一起轉向祭壇，齊聲高唱法國國歌的聲音與琴聲交織在一起，回蕩在這座古老的大教堂裡，沒有什麼能比此情此景更適於捕捉夏爾·戴高樂的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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