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22)_尼克松

二二

　　馮·德·肯普將軍是幾爾賽宮著名的掌管，他對我講了另外一個例子，當戴高樂在大特裡亞農宮的修茸一新的國賓館視察時，有人說拿破崙的浴缸對於約翰遜總統可能大小了。戴高樂回答道：「或許是這樣，但對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適。」

　　戴高樂寫道，一個領導人不能享受單純的友誼的單純樂趣，但是在社會活動中，他證明自己說錯了。他是非常殷勤的，在官方宴會上，他不支配交談，而是試圖讓每一個人都參加到談話中來，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樂夫人在內。當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偉大的軍官，但是在與他直接交往之後，我知道他也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

　　許多領導人是那樣全神貫注於國家大事，或者那樣一心地想著自己，以至於他們在宴會上不和其他賓客交談，或對他人表示什麼興趣。但是戴高樂卻不是這樣。1960年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尼克松夫人費了很大的勁兒，在被一張馬蹄形桌子圍繞的一個人工噴泉的周圍，佈置了一些鮮豔奪目的花卉。戴高樂注意到了這個佈置，有禮貌地稱讚女主人得花很多時間去計劃和安排這樣一次官方宴會。尼克松夫人後來指出，大部分來訪的貴賓要麼不會注意到，要麼不會費心為此事恭維女主人。「一個真正的彬彬有禮的標誌，」她說：「是他想到別人和談到別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這些公開表現的熱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場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樂對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於處理好領導人所面臨的一種令人最傷腦筋的挑戰：對家庭的義務和對工作的義務之間的衝突。在這場競爭中，對那些進入高級領導層的人們來說，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這不是因為這個領袖不甚喜歡家人，而是因為他知道成千上萬的家庭在等待著他的決策。他必須把很多時間放在工作上，並且必須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經常感到被忘掉了。攝影機無情地搶鏡頭，大群的新聞記者緊隨著，傳播流言蜚語的人到處都是，在這些情況下生活是艱難的，在家庭受到這些干擾時更需要父親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時間卻很少。

　　戴高樂把他的生活劃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愛麗舍宮的辦公室離他的住處幾步路，穿過一個大廳就到了，但那可能象穿過歐洲大陸一樣，因為，這兩個地方是屬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們知道。當他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離開辦公室之後，戴高樂幾乎是一位無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緊急事件，否則便沒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團聚的時間是他自己和家人們的時間。同樣在他聚精會神致力於國家大事時，他的家庭不打擾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麼事，用這種公私分隔的辦法，他保持了平衡，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點鐘他回到愛麗舍宮的住所，在看完電視新聞，靜悄悄地吃完晚餐後，常常和家人用看書、聽音樂或是閒聊的方式鬆弛一下自己。戴高樂一家對任何體育運動都不感興趣，象阿登納和戴·加斯貝裡一樣，戴高樂唯一的運動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不錯過星期日的彌撒。

　　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家之長，戴高樂很喜歡在週末與兒孫們團聚在拉布瓦塞利。整個家庭總是非常支持戴高樂和他的政策。

　　對一位領導人來說，家庭的支持向來是很重要的。一個截然把公務和私生活分開的嚴峻而冷漠的頭面人物，與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個溫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幾個完全可以信賴的少數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卸下在公開場合戴著的面具，還其本來面目。一個戴高樂將軍需要有夏爾·戴高樂可以居住的地方。沒有親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樂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的：「對於我來說，這個家庭的和諧是珍貴的。」

　　戴高樂的妻子伊馮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個與蔣介石夫人和埃莉諾·羅斯福夫人那樣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們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樂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機會，巴黎名流對她拒絕穿最新式的時裝，不願在社交場中抛頭露面而感到不悅，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鋼琴家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時那樣，她既彌補了戴高樂的不足，又服從於戴高樂。鋼琴家必須把他的角色昇華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鋼琴家的偉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來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樣能唱好來衡量。同樣，戴高樂夫人把她的作用僅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著迷於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馮·戴高樂並不妖豔動人，但她是一位標準的貴婦人。

　　總是象貴婦人那樣穿著打扮，行動象貴婦，思想象貴婦。從我和她的交談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務是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她簡明的談話裡，她把她的態度歸結為：「總統的任期是暫時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為戴高樂準備一種簡樸的、脫離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極其滿意。我可以看出他對她深摯的愛慕和尊敬。正如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的：「很少人知道這位將軍是多麼依賴伊馮，這些年來她一直支撐著他。」

　　戴高樂夫婦有三個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們不能總根據家庭來對一位領袖作判斷，但是在戴高樂的事例上是可以用來作判斷的。如果一位領導人的孩子不成器，這經常是由於他們沒有能適應政治金魚缸中的緊張生活。如果他們成器，這通常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浸透了使領導人政治生活活躍的價值因素。在戴高樂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俠義氣質，他的基督徒價值，他對婦女的極大尊重，和他對家庭生活的熱愛。他的家庭是他極為感人的遺產之一。

　　菲利普·戴高樂極象他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戰鬥的法國人一起英勇作戰。他現在是法國海軍的一名上將。當1980年我在巴黎見到他時，他陪我到他父親在野時的住所參觀。將軍私人辦公室的簡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裡沒有華麗的家具和精緻的油畫，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舊打字機和幾件紀念品。這些年來，我注意到那些偉大的領導人不試圖用寬敞的辦公室來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常見的是這樣一條規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堅持要大辦公室。

　　戴高樂海軍上將告訴我，他對政界沒有興趣。他說，他唯一的抱負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為國家效勞，不幹任何有損于「將軍」體面的事情。戴高樂的女兒伊莉莎白與一位陸軍軍官結了婚，她具有她母親的簡樸、優雅的特點。

　　在我與戴高樂夫人的一次談話中，她令人感動地談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並使他們過正常生活的困難。雖然她當時沒有提到，但我感覺到，她想的是他們在第三個孩子身上所經歷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遲鈍，死時才19歲。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樂夫人在華盛頓時，對出席上流社會的晚會或觀看歷史遺跡沒有興趣，她只想參觀兒童醫院和兒童養育院，看看人們是如何照顧智力遲鈍的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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