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1)_尼克松

一一

　　邱吉爾確信，阻止蘇聯佔領整個東歐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擔心蘇聯不會放棄東歐。1945年4月初，他寫信給艾森豪威爾，敦促他派遣美國軍隊進駐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他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在東方和蘇聯人握手，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當俄國人向西推進時，艾森豪威爾卻按兵不動。

　　兩個月後，邱吉爾在給杜魯門的電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儘早召開波茨坦會議。就是在這篇電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為行將到來的冷戰的象徵性的語言：「我懷著深切的憂慮看到美國軍隊退卻到中部地段我們的佔領線一側，使蘇聯的勢力深入到西歐的心臟，並且在我們和通向東方的一切事物之間降下一道鐵幕。」

　　邱吉爾認為讓蘇聯人橫行東歐，艾森豪威爾要負很大的責任。艾森豪威爾不是象邱吉爾那種類型的將軍。盟軍司令官的堅定和在邱吉爾看來，缺乏想像力的指揮風格以及他的隨和的性格也許就是構成他異常和睦的原因，並且構成了盟軍司令部內部合作的特點。僅僅這一點就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邱吉爾後來推測，如果當時由麥克阿瑟任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話，美軍不會不採取行動而眼巴巴地望著東歐屈從于蘇聯的統治。

　　艾森豪威爾把邱吉爾看成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邱吉爾死後不久，他寫道：「我通過和他戰時的合作感到，整個地球似乎成了這個能人的操場，他幾乎能在同一瞬間處理有關部署海陸空三軍那樣刻不容緩的問題和探索遙遠的未來。他仔細考慮那些嚴陣以待的國家的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的作用，以及為他的聽眾勾畫出世界命運的輪廓。」

　　這番陳述足以證明他對邱吉爾十分尊敬，然而，他與邱吉爾又有分歧，在我們白宮的會議中，他很少提到邱吉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裡，他曾告訴我，邱吉爾是那些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們中最難對付的人之一。因為無論他作什麼事，他總是那樣易動感情。他說：「迪克，你知道，在辯論到他的方案時，他竟然哭了。」我能夠想像出一幅艾森豪威爾不舒服地坐在那裡，而邱吉爾的眼裡充滿著眼淚的場面。

　　在領袖人物中，這倒並非是個異常的性格。例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試圖讓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時，有時也行將淚下。然而，對於他們，我就不瞭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為了得到我的好處而作的表演。

　　我並不懷疑邱吉爾在需要的時刻或由於自己的講演而失去自製力的時候也會流淚。然而，他是一個有真實感情的人。莫蘭勳爵的日記中記載著，當邱吉爾知道在他中風後，有可能無法繼續擔任領導工作時，他激動得幾乎流淚。他的秘書說過，當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的日子裡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講的結束語時，就象小孩哭訴一樣：「我們不會投降或失敗，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洋上作戰，我們將信心百倍、實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陸地上作戰，我們將在山崗上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日益認識到戰爭結束將給英國帶來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這一點，肯定使邱吉爾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擊還未到來。

　　1945年7月25日，邱吉爾離開了一起參加波茨坦會議的斯大林扣杜魯門飛回倫敦計算戰後第一次大選的票數。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劇痛而驚醒，這是即將來臨的不祥之兆。選舉結果就象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打擊邱吉爾和世界上其餘的人們。工黨贏得了壓倒優勢的勝利。保守黨被趕下了台，克萊門特·艾德禮擔任英國的新首相。

　　一旦贏得了和平，傑出的戰時領袖受到排斥的現象並不鮮見。戴高樂也是這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戰時造就的偉人的素質並非在和平時期一定為人們所需要。成功的軍人一政治家惠靈頓，華盛頓和艾森豪威爾則屬例外，絕非規律。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邱吉爾默默地坐在那裡承受其結果時，肯定會這樣問自己：這難道是對他不僅承諾而且已經交付了勝利的應得的酬謝嗎？他象往常一樣用嘲弄來掩蓋他的痛苦。當他妻子告訴他：「也許這是偽裝的祝福」時，他回答說：「此時此刻，它似乎偽裝得那麼巧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正如邱吉爾本人十年前在他的《偉大的同齡人》中所寫：「最輝煌的時刻消逝得最快！」

　　大選帶來的恥辱，大英帝國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國已經取代聯合王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在發起冷戰時期英美聯合的難於維持，所有這些肯定使邱吉爾在此期間非常不愉快。有人認為他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退休，躺倒在戰功簿上。1947年當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議員去英國時，我所接觸過的人中沒有一個指望邱吉爾能重新執政。畢竟他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並且最近中過風。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爾的人中沒有一個會認為他會在恥辱的環境下屈服。他堅持在下院作為反對黨的領袖達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黨重新執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這樣的重新執政看起來像是虛假的，但是別人看來是虛假的，對溫斯頓·邱吉爾來說卻是真實的生活。

　　當邱吉爾七十六歲再度肩負起首相的責任時，人們普遍認為，他的授權將比他過去任首相時範圍更大。人們還認為，在他圓滿完成凱旋榮歸後，他會把統治權移交給他選定的繼承人安東尼·艾登。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放棄權力就象難於放棄自己的生命一樣。

　　1970年我在貝爾格萊德時，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總統的夫人。她告訴我關於她丈夫最後一次會見邱吉爾時的情況。當鐵托走進房間時，邱吉爾滑稽地沖他咆哮說：「你知道，在戰時我不喜歡你，但是你既然站在與俄國人相對抗的立場上，我發現我更加喜歡你了。」事實上，這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戰士顯然相處得很好。

　　邱吉爾最終退出政治舞臺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他那時抽雪茄和喝酒都已嚴格定量。精力仍舊充沛的鐵托大口噴吐著一支大號的邱吉爾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蘇格蘭威土忌後，把邱吉爾的也喝了。邱吉爾若有所思地看著鐵托說：「你怎麼保養得這樣年青？」凡是見到他的人都會感到鐵托非常年青，這部分地是因為他染了頭髮。邱吉爾沒等鐵托回答，就說：「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是權力，正是權力使一個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個上了年紀的政治領袖沒有什麼嚴重疾病的話，他通常會以其智慧和判斷能力來彌補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頭腦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見到周思來時，他是七十三歲；1969年見到戴高樂時，他是七十八歲：1959年見到阿登納時，他是八十三歲。他們仍在執政。因為，他們比他們政府裡的較年青者更堅定、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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