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61)_學達書庫

六一

　　1937年9月，淞滬會戰激烈異常，令世人矚目。日本第72次臨時議會決定增加20億日元以上的臨時軍費，這使日本全年軍費總額占起國家預算的70%。赫爾國務卿在鐵的事實面前開始修正自己此前的主張。他在一次討論國際局勢的會議上說：「美國好像是躲進避風洞裡的和平主義者，結果只是……鼓勵了＇強盜國家＇的胡作非為。……有時，不情願打仗卻貨真價實地導致了一些戰爭。」赫爾不贊成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他認為這種辦法不夠有效。但他並不排除在太平洋舉行一次海軍示威，以證明美國隨時準備保衛自己的利益。

　　諾曼·戴維斯的思路和建議可能打動了謹慎的羅斯福總統。戴維斯認為過分強調道義上的譴責或實際的威脅只會加緊柏林、東京和羅馬之間正在出現的聯繫，而簡單地將它們譴責為獨裁者，只會驅使它們結成比目前更為緊密的聯盟。因而必須採取一種更為微妙的辦法，必須找到一種＂會使它們中有的國家能夠回到合作的做法上來的＂方式，這樣的方式將會以和解來抵銷威脅。戴維斯進而明確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是與宣佈更高的防務開支聯繫在一起的一項和平倡議，或者也許是＂對公眾輿論進行初步的教育，使公眾瞭解到美國的安全並不開始於保衛本土疆界，而是在於維持守法各大國的絕對優勢。」

　　9月間，赫爾和戴維斯晉見羅斯福，建議他在即將開始的橫跨大陸的旅行中，到一個＂孤立主義占牢固地位的大城市作一次關於國際合作問題……的演講＂，以抵消在全國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思想。羅斯福表示同意，於是國務院便按照他的要求起草了一個演說稿。羅斯福考慮的是，此舉有助於公開表達美國對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的憤慨，並有利於教育群眾，使他們認識到美國不可能自保安全；而且公開提出中立國家聯合起來，可以用某種非交戰的方式懲罰侵略者。

　　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結束西部旅行後在孤立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說＂。演說以他的觀感開頭，隨即便轉入主題。他說和平希望最近已被一種對災難的習慣性恐懼所替代，無辜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因為貪婪勢力範圍和霸權而被殘忍地當作犧牲品。「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對違反條約和無視人性的行為，這種行為今天正在產生一種國際間的無政府主義和不穩定狀態，僅僅依靠孤立主義或中立主義，是逃避不掉的。」

　　羅斯福繼而強調，目前嚴重的情勢所涉及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國際法，尤其是人道的原則，而不再是個別條約的特定條款遭到了違背。」世界上無法無天的流行症看來確實在蔓延之中。當生理上的流行症開始蔓延時，社會就會認可並參與把病人隔離起來，以保障社會健康和防止疾病傳染。」他最後指出，美國政府決心置身於戰爭之外，然而當局並不能保證美國不受戰爭災難的影響和避免捲入戰爭的危險。美國痛恨戰爭並希望和平。因此，美國正積極從事于尋求和平。

　　羅斯福的＂防疫演說＂歷來被史家稱為一只用於測試輿情的氣球。除此之外，他主要是表明了一下姿態。有學者認為，芝加哥演說對教育國內人民的效果是微弱的，它主要是起到了鼓舞另一個大陸上的那些正在積極反對侵略的人們的作用。另有人認為它是羅斯福轉向集體安全的第一個信號。防疫演說的，但馬上就引起孤立主義者的強烈反對。面對這種陣勢，甚至連總統自己手下的人也轉過來開導羅斯福，勸他不要在反對法西斯侵略問題上正面前進。因此，羅斯福毫無障礙地退卻了，沒有採取任何＂隔離＂措施。當國外的報紙把羅斯福的演說稱為＂沒有計劃的一種姿態＂時，羅斯福爽快地說：「它是一種姿態，它不會提出一項計劃的大綱來，但它說明我們正在尋求一項計劃。」

　　不久的事實說明，羅斯福在尋求計劃時，極其重視那個與他的家族有世交的、3個月前才升任副國務卿的薩姆納·韋爾斯的綏靖計劃。

　　10月6日，國際聯盟發表公報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並邀請1922年的《九國公約》簽字國和其他有關國家舉行會議擬訂一項協議，以便結束中日戰爭。對此，羅斯福政府表示贊同，並表示願意參加會議。羅斯福在解釋美國與會的理由時聲稱，這次會議就是＂我們尋求通向維護世界和平的可行途徑的範例之一＂。有鑑於此，英、法就要求美國帶頭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之類的強硬措施。12日，艾登要求羅斯福總統＂準確解釋＂他的＂檢疫隔離＂計劃。

　　一周後，倫敦對華盛頓說，這次會議所能採取的唯一有意義的行動，也許就是執行一項對中國積極支持，而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的政策，但執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是保證相互間的軍事援助。羅斯福則搪塞了這些要求，他反對由美國出面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建議讓比利時來主持會議。他讓人對艾登說，＂要強迫美國履行一項特定的聲明，並看它會走多遠；確切地說，要美國履行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內容，這種企圖是討厭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從11月3日至24日的布魯塞爾會議期間，羅斯福和赫爾反復聲明，既然國際聯盟不願考慮對日本實行制裁，那麼要美國帶頭採取強硬措施的建議，就令人難以理解了。羅斯福還在回復要求美國應當承擔遠東領導責任的史汀生時說，美國政府或是國會都不願意這樣做。此外，由於英國政府正致力於尋求一條綏靖德國的妥貼途徑，故在遠東問題上同樣有些把握不定和閃爍起詞，更由於洞悉對手弱點和難言之隱的日本拒絕出席會議，這樣，布魯塞爾會議只是空泛地重申了《九國公約》的一些原則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會議之前和期間的表現既令張伯倫憤怒，又加深了他對美國已有的不信任感。如果說此前張伯倫尚對英美在遠東合作的可能性抱有希望的話，那麼，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的幾個月間，張伯倫日益有理由對美國產生失望了。張伯倫得出的結論是，＂要得到美利堅合眾國的有效合作是十分困難的＂。他甚至斷言，羅斯福是不可靠的，＂除了言辭以外不要指望從美國人那兒得到任何東西，這樣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可以說是羅斯福綏靖日本的負效應之一。

　　當單純的綏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羅斯福政府就發現，欲壑難填的對手其實是難以被安撫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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