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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羅斯福最初不同意這個主意,認為學者只會高談闊論,學究氣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樣,羅斯福對於開闊新天地這個主意很感興趣。最後他同意了,但堅持只在紐約招人,一是因為經費不足,二是顧問可以隨叫隨到。由於這些限制,莫利只能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仁中進行招聘。這些人年輕,富有想像力,抱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和觀點,而且並不全都仰慕這位州長。

  莫利本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派,他是做為一個刑法專家被吸收進羅斯福圈子裡來的。雷克斯·特格韋爾雖是一位農業經濟專家,但從外表看來更像是一個能博得婦女歡心的演員,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失敗,因而主張對經濟制度進行根本的但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調整。阿道夫·伯利是一本即將出版的有影響的《現代法人與私有財產》一書的兩位作者之一,他贊同商業結構的變革,公開聲明支持·貝克。被羅斯福指定在紐約州最高法院任職的羅森曼和州長的司法助手巴茲爾·奧康納都是這個班子的必然成員。

  對外秘而不宣有這麼一個學究顧問班子,因為豪擔心這會給新聞界一個笑柄。他本人實際上對此也並不熱心,照羅森曼的說法,他在同羅斯福談話時還譏諷地稱這個班子是「你的智囊團」。《紐約時報》的記者不久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從此這個名稱就被人沿用,使羅斯福和新政永遠結成了不解之緣。正像豪所擔心的,保守派報紙譏笑智囊團,經常將其成員描寫成一批暴戾的激進分子。羅斯福受到這批學究顧問的激勵和開導,顧問們則由於意識到自己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輔佐一位總統候選人而興高采烈。

  羅斯福面臨著一個複雜的問題。作為紐約州的州長,他一直關心的只是經濟蕭條的影響,現在他必須看得更遠,提出對付動亂的根源以及減輕動亂後果的對策和方針。照莫利的說法,羅斯福對於新的創見非常樂於接受,有時簡直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但有時他也覺得這些教授們由於急切地想把國家做為試驗自己理論的實驗室而走得太快太遠。特別是特格韋爾想推行的改造綱領過於激進,使得這位候選人感到難以接受。

  羅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顧問們更有經驗,對政治現實和美國人的心情摸得更透。在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標是獲得提名。法利、豪等在召開代表大會時可能會爭取到大多數代表的支持,但羅斯福仍然難以達到獲勝所要求的那種富有魅力的2/3多數。

  不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佔優勢,他獲勝的機會可能消失。羅斯福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冒然超越民意過遠,確是一種魯莽舉動。聰明一點的做法,更有政治遠見的做法,是先獲得提名和當選,暫不宣佈可能引起爭議的主張,以便有時間對選民進行教育。法利就是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一個人,他在過了多年以後說:「在我們提給羅斯福的主意和辦法中,他只選用了能夠付諸實施的那部分。」

  1932年6月的最後幾天,民主黨人興高采烈地從四面八方雲集芝加哥,他們確信美國的下一任總統將由他們來選定。在同一個城市裡,共和黨人召開了給人以淒慘之感的全國代表大會,怏怏然再次提名赫伯特·胡佛為候選人,這就打消了民主黨人的一切疑慮和擔心,民主黨人三三兩兩地簇集在湖濱飯店的休息室裡和高級的非法酒店裡,他們互相拍肩道賀,互相通報最新傳聞,並且多方密謀策劃。《紐約時報》的安妮麥考密克說:「對共和黨人來說政治是業務,而對民主黨來說則是一樁樂事。」

  富蘭克林沒有去芝加哥,因為他不便於在人群中擠來擠去,他留在奧爾巴尼則可無拘無來地作出戰略決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國會飯店設立了一個總部,但是每一個重要行動都向首長請示。弗林說:「我們做什麼事都同他商量。」在州長官邸與設在1702號房間的豪的指揮所之間建立了專用電話線,代表們到達時,就由法利出面迎接,並被帶到那邊去聽揚聲器裡傳出來的羅斯福歡迎「來自內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納州」或者「亞接巴馬州」的「我的朋友們」的令人愉快的話音——羅斯福正在為爭取他們的選票親自做宣傳。重要的領導人則與州長進行私下的長談,走時通常都是印象很深。

  豪看見自己20年前最初為羅斯福設想的目標要達到時心裡反倒感到緊張和疑惑起來。他感到草木皆兵,他採取的一些安全措施顯得滑稽可笑。跟隨他多年並被他稱為「兔子」的秘書瑪格麗特·杜蘭德在豪的兒子哈特利的協助下,對所有到1702號房間的來訪者都進行了審查。弗林和法利住在相隔很遠的套房裡,他們通過一批信使同豪保持聯繫。這些信使來去匆匆,走的都是飯店的後部樓梯。一個年輕的助理被派到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址芝加哥體育場,去徵用三個相鄰的房間,待法利搬到那裡辦公後,就可以把兩頭的兩個房間空著鎖起來,以防有人竊聽。為了防止走漏消息,「忠實黨徒」路易絲被從奧爾巴尼調來管理電話總機。女秘書得到警告不得與男人約會,因為他們有可能是敵對候選人派來的奸細,親羅斯福的代表們則被委派對其代表團內其他派別的成員進行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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