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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法利已40開外,出生在羅克蘭縣,他的父親是磚窯工人,家境清貧。法利在未滿21歲的投票年齡時即已被選為家鄉斯托尼角的辦事員,雖然這裡是共和黨的勢力範圍。早先他支持艾爾·史密斯,因為他有這位快樂勇士作後臺,他才爬上了紐約州的政壇。羅斯福的風度、精力和政治潛力吸引了他,因此他貢獻出自己的才能為羅斯福效勞。1930年的競選以後,羅斯福在給法利的信中這樣說:「你幹得出色,我用不著對你說,我是多麼感激你。」

  1931年初,豪和法利就創立了一個掩護競選活動的秘密組織「羅斯福之友」,向力爭提名公開跨出了第一步。他們在麥迪遜大街比特莫爾飯店對面設立了一個辦事處,處裡的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競選州長的班子。他們從這個擁擠的場所操縱著一架政治機器。其目的無非是控制民主黨。他們在充滿內部紛爭的黨內各派成員之間巧妙地施展著權術。小心翼翼地籠絡著每一個人。在南方,羅斯福得擺出保守派姿態,與艾爾·史密斯在禁酒問題上的「主張泡在酒裡」的立場保持一段距離。在東部,他採取自由派姿態,並不反對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則是進步主義的白衣騎士,高舉著標榜農業救濟和公營電力的大旗。

  正當吉姆·法利受州長羅斯福委託周遊全國、探測政治形勢並爭取廣大民主党黨員支持羅斯福做候選人時,經濟出乎意料地開始好轉。工業生產、工資和股票價格都開始回升,建設速度加快了,一些失業者恢復了工作。最壞的情況似乎一去不復返了。但是轉眼之間,好像是離去的風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勢呼嘯而來——這次是從大西洋彼岸刮來,席捲美國銀行界。

  那些靠同美國進行貿易和向美國貸款維持現狀的歐洲國家受到了股票市場崩潰的極大衝擊。1930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的霍利—斯穆特關稅稅率,使外國貨物幾乎全部不能進入美國,這更加破壞了歐洲經濟。胡佛總統擔心歐洲金融機構會崩潰,遂以老練政客的手腕同意歐洲延緩一年償付欠美國的戰爭債款。不料奧國最大的信貸銀行倒閉了。而國際金融機構也遂告分崩離析。

  經濟蕭條給普通美國人帶來嚴重的影響。失業者無休止地尋找工作,但毫無結果……儲蓄無情地減少……持續地節衣縮食使生活變成苦難……西弗吉尼亞和肯塔基的產煤區幾乎被饑饉籠罩。城市裡到處可以看見施粥站,多達200萬大人和孩童偷乘貨運列車到處漂泊……這個可怕的困難時期似乎無異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許是48個州長中處理經濟蕭條最積極的一個。但他也像胡佛一樣,擺脫不掉向預算平衡的圖騰頂禮膜拜。雖然他在1931年1月致議會的年度諮文中強調有必要擴大公共工程計劃以提供就業機會,但是費用仍受到州的歲入的嚴格限制。可是羅斯福的天性——由他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輸給他的那種高貴者理應慈悲為懷的意識和他對社會正義的信念——正在使他沖決正統經濟學的樊籬。弗朗西絲·珀金斯回憶說:「在一次會議上,一個保守的經濟學家向州長保證說,讓供求法則充分發揮作用就可以克服危機。這時州長沖著這位經濟學家說:『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馬!』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臉上浮露出的慍怒之色。」

  羅斯福逐漸認識到用一切舊辦法來醫治經濟蕭條的潰瘍是完全無濟於事的。他在1931年6月說:「至少必須試驗一下新的補救辦法。」一百多萬紐約人失業,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機構的資金即將告罄,當年冬天僅紐約市一地就需要2000萬美元用於救濟。羅斯福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取決於處理危機的成敗,於是他告訴薩姆·羅森曼說,如果華盛頓不願意負起責任,那麼每個州就應該給失業者提供工作或食品。他說:「政府決不能心安理得地期待私人慈善機構甚至地方政府來辦理這件事。」但羅斯福在未獲得議會許可前還不能採取行動,而議會要等到1932年1月才開會。有趣的是,由於共和黨人正專注於坦慕尼廳腐敗案,使得羅斯福得到了有利的機會。調查委員會要求他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以通過一項給予證人豁免權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這一要求。「這是贏得對失業者進行某種直接救濟活動的時機」,他通知羅森曼說。

  羅斯福親自向議會發表演說,提出了一個後來成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題。他說政府的職責在於減輕公民的苦難,增進他們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僕。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臨時緊急救濟署——很快就被報界簡稱為T.E.R.A.,成為新政機構最早的簡稱。協助籌集羅斯福競選資金的傑西·施特勞斯擔任救濟署署長,施特勞斯又挑選了一個年輕的專職社會福利工作者,紐約肺癆和保健協會會長哈裡·L·霍普金斯擔任執行主任。霍普金斯不理會行政機構的人事規定,從私人福利機構裡招募了一批能幹的工作人員,對最嚴重的災難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但是這個任務非常艱巨,短期內難以完成。1932年初,紐約州至少有150萬失業者,而且人數還在與日俱增。不久,救濟署就得向全州大約10%的家庭提供救濟,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濟金額雖說微不足道,但饑餓現象總算得到了控制。

  新的一年開始時,羅斯福直言不諱地表明瞭自己力求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意圖。1932年1月22日——在他50歲生日前八天——他同意報名參加北達科他州的預選,因為根據州的法律,候選人需要宣佈他要求競選,然後才能把他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選擇這個角逐機會讓羅斯福以積極的候選人姿態出場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北達科他州的九個代表都在吉姆·法利的把握之中。在羅斯福生日的那天,艾爾·史密斯發來了「敬賀五十大壽」的電報,但隻字未提宣佈競選這件事。不提的原因不久就弄清了,因為這位愛戴棕色禮帽的快樂勇士自己也宣佈參與這場政治角逐了。

  在芝加哥開會確定候選人提名之前,羅斯福需要有一個工作班子來提出主張和起草聲明,並在思想理論方面奠定競選活動的基礎。豪和法利以及弗林都是不善於處理全國競選事務的政治技術員;羅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夠應付這種挑戰,因此他在3月份的一個晚上告誡羅斯福說:「如果競選活動現在就開始,我們會處於極端被動的局面。」在誘導這位州長注意到這點後,羅森曼就建議召集一大批教授向羅斯福出謀劃策,草擬有關農業救濟、關稅、鐵路、政府債務和私人貸款這些複雜問題的備忘錄。莫利素有足智多謀、善撰演講稿的名氣,因此委派他招聘其他成員,並由他來領導這個班子。這也許是羅森曼的外交手腕,因為莫利與他有所不同,他同豪的關係密切,因此可能有助於緩和這個小心眼人物對其他左右羅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總統候選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顧問團(通常由實業家、金融家組成)。富蘭克林·羅斯福最初不同意這個主張,認為學者只會高談闊論,學究氣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樣,羅斯福對於開拓新天地這個主意很感興趣。最後他同意了,但堅持只在紐約招攬人才,一是因為經費不足,二是顧問可以隨傳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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