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22)_學達書庫

二二

　　費爾雖然也承認西華德和蔡斯對共和黨的貢獻比林肯大，是聞名遐邇的大人物，但他們的功勞太大，閱歷過深，又都發表過一些非常激進的言論，不管這些言論多麼正確，一旦受到共和黨的提名，成功的可能性不會很大，對他們個人反而會造成嚴重的損害。所以，費爾振振有詞地說道：「為了確保1860年大選的勝利，共和黨需要一個平民出身的人物。這個人要有公認的才能，願獻身於反對奴隸制擴展的事業，個人歷史上無懈可擊，又沒有鋒芒畢露的激進思想。你出身寒微，只要我們能把這些事實充分地讓人民知道，光憑這一些，你就有獲勝的把握。」費爾接著又鼓動說：「我要組織一篇縝密流暢的報刊文章　，廣泛介紹你的為人和經歷，讓它廣泛流傳，幫助培植擁護你的感情。我瞭解你的社會生活概況，也能提供一些你謙遜不談的材料，但我對你個人的歷史畢竟瞭解得不多，諸如你何時何地出生，你父母姓什名誰，你出身如何，早年都做過什麼事，受過什麼樣的教育等等。我要你給我提供這些情況，你願意嗎？」

　　林肯在仔細聽完費爾的話後，漫不經心地答道：「費爾，我承認你的許多話很有道理，我也承認我有當總統的個人抱負。對於你的贊許和你對這件事所表現出來的興趣，我並非無動於衷。不過嘛，成為美國總統那樣的好運決不會降臨到我的頭上。此外，我早年的經歷也沒有什麼會使你或任何他人感興趣的內容。」

　　其實，從林肯—道格拉斯大辯論之後，林肯已經名聲大噪。要求林肯出任總統的呼聲，在美國輿論界、企業界和知識界中也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傑西·費爾的勸喻性努力只不過是時代激流中湧現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有的報刊問道：「為什麼不選亞伯拉罕·林肯做美國總統？」

　　有的地方乾脆要求「作為共和黨在西部的頭號人物的林肯站出來講話。」

　　甚至連為西華德助選的瑟洛·威德也打電報到伊利諾伊州，敦促該州有關人士「立即把亞伯拉罕·林肯的材料送到《奧爾巴尼晚報》來」。共和黨的另一家報社《芝加哥民主主義者報》的編輯約翰·溫德沃斯也告訴林肯，「需要有人出面幫助他競選」。林肯對這些熱情呼籲和贊助都喜在心頭，笑吟吟地答道：「時勢造總統啊！」常常表現為少說多聽的林肯，在風暴的中心依稀看到了歷史在形成。歲月的流逝，絲毫改變不了他那「條件的改善是平等社會的正常情景」的信念。在他那眉宇間經常漾起一種高尚的冒險精神，那種冒險精神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求實的發明家和勇敢的探險者嚮往未知領域並畢生求索、奮鬥不息所必備的寶貴氣質。

　　掛在林肯嘴上的政治語言是「民主」二字，他對民主有獨到的見解。

　　他說道：「因為我不願當奴隸，所以我也不願做奴隸主。這表達了我的民主思想，而與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

　　林肯極力反對奴隸制向新領土的擴張，認為那是極端危險的。他形象地打了個比喻：「假如為幼兒剛鋪好一張床，就有人建議將一窩小蛇同他放在一起，對這一建議我們該如何處理，我想沒有人會提出疑問的。」

　　1858年，林肯在布盧明頓作了一篇題為《發現與發明》的演說，講到人類最初是怎樣發明衣服、語言、字母和印刷術，講到了過去的統治者和法律是怎樣把讀書和佔有書籍視為大逆不道。他不勝感慨地說道：

　　「此時此地，我們很難想像以前的思想奴役是何等嚴酷，也很難想像砸碎這一枷鎖、培植起自由思想的習慣又需要多長的時間！」

　　林肯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你能蒙蔽某些人於整個時期，也能蒙蔽一切人於某一時期，但你卻不能蒙蔽一切人於整個時期。」①①林肯這句名言的另一譯法是：「你可以一時欺騙一切人，你也可以永遠欺騙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一切人。」這句話跟中國的古諺「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有異曲同工之妙。

　　隨著漸漸成為共和黨舉足輕重的要人，隨著作為一名演說家和思想家的聲名遠播，林肯為人處世已變得穩中求妥，思想先進但不激進。在1859年去伊利諾伊、印第安納、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華、堪薩斯等地旅行演說途中，廣泛瞭解了各種政治潛流和公眾情緒，會晤了一些將參加次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一切都絕非偶然的一時興致，而是有其處心積慮的長遠政治追求的。

　　在1859年的全年演說中，林肯絕口不提他第二年可能當總統候選人的事。每當一些好心的朋友談起要推薦林肯當總統這一話題時，他總是力圖回避，顧左右而言他，說他不合適，或者像頭一年答覆傑西·費爾那樣，表示共和黨能選出比他更好更恰當更偉大的人物。但在緊要關頭，林肯卻又當仁不讓，肩負起道義的重任。在俄亥俄州的演說中，他用簡明扼要的語言和無懈可擊的邏輯，穿插一些莊嚴聖詩，把道格拉斯、布坎南和首席法官坦尼維護奴隸制、主張與奴隸主妥協的種種陳詞濫調批駁得體無完膚。他在談到奴隸制的可能蔓延時，憂心忡忡，語調沉痛，竟使不少聽眾也大受感染，驀然感到面前恍似屹立著一位偉人：他有沸騰的熱血，有冷靜的頭腦，有為自由而崇高的事業獻身的理想。斯人將會成為一位精明幹練的總統，一位既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又有階段性策略，靈活的務實鬥士。

　　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統一在林肯的身上。1859年2月，他發現俄亥俄州共和黨政綱中有「廢除萬惡的逃奴法」一項，立即寫信給當時的州長蔡斯，指出這一提法不妥，曾在伊利諾伊州「給我黨造成了損害」，一旦在下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必將引起大會和全黨的「爆炸」。

　　1859年，馬薩諸塞州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凡屬外國出生而加入美籍的公民，須在入籍兩年後才能擔任公職和享有選舉權。這時，《伊利諾伊州通報》主編西奧多·卡尼西烏斯寫信徵求林肯對這一法案的看法。

　　林肯回信表示：「只要我有反對的權利，我就將堅決抵制在伊利諾伊州和其他地方實施這一法案。」他認為自己竭力為黑人謀求利益而落得個「聲名狼藉」，假如再去贊成「剝奪那些生於異國、說外語的白人的生存權利的話」，他就將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出爾反爾的小人了。」卡尼西烏斯發表了他的回信，其他報紙也廣為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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