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18)_西奧多·索倫森

一一八

　　§民防

　　1960年，肯尼迪在「導彈差距」問題上犯錯誤的原因是，公眾對於他真誠地估計偏高的導彈差距危機知道得太少和太遲了（甚至已經肯定情況確鑿）。不過，1961年他在民防方面所犯的錯誤卻在於（甚至在他的計劃確定之前）公眾對於他有充分理由加以低估的一種危險知道得太多、太快了。

　　同他平日和作為總統時的大部分觀點不同，約翰·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觀點形成得太快了。據我所知，他當參議員或總統候選人時都不曾談及這個問題。他在總統就職演說或國情咨文演說中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他在3月28日發表的國防諮文中也忽視了這個問題，儘管這篇諮文的重心集中在大陸防務上。斷斷續續的、不可靠的報告傳來，說蘇聯正在著手實行一個廣泛的預防放射性塵埃的掩蔽體計劃，但這並沒有觸動這個問題。

　　總統也沒有被他的民防動員局局長弗蘭克·埃利斯的熱情主張所打動。埃利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對肯尼迪作出了有效的政治支持之後，終於被安排在民防動員局的工作上。他指望使這項工作變得更有意義，公開要求取得比肯尼迪分配給他的更多的經費，並且拚命想方設法使公眾注意民防的重要性。總統在聽到埃利斯打算飛赴羅馬，謀求獲得羅馬教皇的一份證明書，支持他的在所有教堂的地下室設置預防放射性塵埃的掩蔽所的計劃時，婉言指出，在這時刻去打擾羅馬教皇將是失策的。

　　但是更嚴重的錯誤還在此後。常有人說，肯尼迪作出推進民防工作的決定，是柏林危機引起的。事實上，這項決定是在4月間的豬灣事件和5月間他發表的第二篇國情咨文之間痛苦地進行重新估價的五周內所作出的。白宮班子的成員卡爾·凱森的一份調查報告明確指出，當前的努力是以過時的概念為基礎的，民防預算是一種浪費，美國要末認真地大膽面對這個問題，要末就忘掉它。然而忘掉這個問題是不合乎約翰·肯尼迪的本性的。正視這個問題是同他希望向國會發出的民防工作的迫切性有所增長的警告一致的。他當總統的職責不允許他在保護我們作戰武器的同時，忽視對人類生命的保護。他並沒有預料會發生進攻，但他始終認識到逐步升級、估計錯誤或突發戰爭的危險性。他也沒有不注意這一事實，即當時看來最可能在1964年成為他的競選對手的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正在批評肯尼迪政府在民防方面的「自滿情緒」，他所用的話正如肯尼迪前幾年用於「導彈差距」上的措辭一樣。

　　因此，他在5月25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要求設置掩蔽所，作為防禦放射性塵埃的危害的一種新的「生存保險」。他把民防工作的管轄權由埃利斯手裡移交給麥克納馬拉，這部分是由於要使政府的組織工作更為有效。他們兩人就移交條件進行了長期而困難的磋商，雖然在我協助下由預算局作了調停，但到總統發表這篇演說時，磋商尚未結束。埃利斯只願意將掩蔽所計劃移交給國防部，而麥克納馬拉則希望要末擔負全部責任，要末不負任何責任。為了使這兩人都同意肯尼迪聲明中的語言，我對總統諮文的這一部分慎重地斟酌詞句，使人看上去多少有點模棱兩可：「我正在把這個計劃的責任委派給……國防部長。」他們兩人各自認為，這句話意味著我已斷定他是正確的。但此後不久，所有民防職能都交給了國防部，民防動員局改組為緊急戰備局，埃利斯辭去這一職位，當了一名法官。

　　與總統以往的聲明相比，5月25日呼籲聯邦作出新努力的講話更為有力，不過措辭卻是慎重的。總統強調說，「萬一發生災難，我們決不會因為沒有做應做的事而原諒自己」，這就是一種保證。因此，一項新的加強民防的呼籲理所當然地列入了大約兩個月後他就柏林危機發表的電視演說中。但與5月的那篇演說不同，這篇演說是從明顯地存在危機的角度談論問題的。它在焦慮的國民中引起了密切得多的注意。它關係到那一年為柏林問題可能發生一場核戰爭的危險，而不單是關係到在某一個推測的時間會發生一場突然襲擊的問題。這篇演說最後對民防工作提出的意見語調是特別不祥的：

　　萬一發生一次攻擊，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擊中的家
　　庭仍然能夠保全生命——只要他們聽到警報後能進入掩蔽
　　所，只要有那種掩蔽所的話……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
　　在今後幾個月內，我希望讓每一個公民都知道，萬一遭到攻
　　擊，他可以立即採取什麼步驟來保護他的家庭。我知道你們
　　要求做到的也正是這一點。

　　總統的目的在於使仍然沉睡未醒的公眾振作起來。他取得的成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和希望之外。民防「氣球」不僅飄到了空中，而且高飛得看也看不見了。掩蔽所製造商報告說，他們按1，500美元一所售出了大批產品（有人還盡力把核恐懼一直保持在頂峰狀態）。地方民防官員受到潔問者的包圍。不使自己的家庭受放射性塵埃的影響這件事，已成為每個公民對外交政策發表意見的題目。科學家和冒牌科學家互相爭論，在一場核戰爭中，有多少人在有掩蔽所或沒有掩蔽所的情況下能夠倖存，這些人必須在地下逗留多長時間以及在他們走出掩蔽所後，生活將會是什麼樣的。

　　牧師們爭論說，人類的倫理觀念究竟要求他們接受燒成灰燼的死亡呢，還是接受鼴鼠式的生活。婦女版的專欄作家提出關於貯藏食品、攜帶衣服和閱讀書籍等方面的可以採用的意見。商人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糧袋、沙袋、潛望鏡和預防放射性塵埃的衣服和藥膏。為自身生存有所安排的人，能否開槍射擊那些要求進入掩蔽所的不那麼勤勞的鄰居，那些被排斥在掩蔽所之外的人會不會把掩蔽所的通風口封閉起來，圍繞著這些問題，全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父母提醒他們的孩子不要透露他們掩蔽所的地點。「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別人，只保全自己」了。

　　正當越來越多的討論使人看得更清楚，任何計劃都不能使人人得救的時候，對外交政策持強硬態度的集團，卻利用討論已經達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至少在國內某些地區是如此——而大撈一把。某些擁有掩蔽所的人相信《生活》雜誌和其他雜誌提出的，掩蔽所能使90—97％的人口在一場核進攻中倖存下來的看法，認為，這「只不過是另一場戰爭罷了」。和平主義的組織攻擊這些掩蔽所說，仿佛它們可以代替我們為和平而進行的努力似的。地方民防官員則時而熱情有餘，時而不知所措。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個全盤的掩蔽所計劃，缺乏一個明確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確地安排整個問題的權威性意見，這使混亂和驚慌的情緒更加劇了。只有總統能提供這種權威性的意見。但是總統舉棋不定，而他的顧問們象全國一樣，看法也不一致。大家全同意，任何可以拯救數百萬生命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但是家庭掩蔽所還是公共掩蔽所——在預算中處於特別優先的地位還是只接受較為有限的投資——應該置於國家控制之下還是地方控制之下呢？總統曾談到預防放射性塵埃的掩蔽所，但是核科學家愛德華·特勒卻對他說，當蘇聯的武器日益龐大時，美國只要花五百億美元，挖越來越深的洞，全國人民就能保護自身不受核爆炸的威脅。各方面都有政治壓力。總統覺察到他本人的兩篇聲明所造成的不同影響，意識到他承擔著在未來拯救美國人和在目前團結他們的職責，於是拒絕了關於再作一次新的「爐邊談話」的建議。在我們把計劃準備就緒之前他不打算再發表講話，他要把計劃仔細推敲一下。他不願意費力大而收效小，但他更不願意讓這一龐大的計劃削弱他的全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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