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42)_西奧多·索倫森

四二

　　總統知道艾夫裡爾·哈裡曼擔任過的重要職務比約翰·昆西·亞當斯^①以後的任何人都多，而他作為無任所大使的成就（等地抑制了傲氣，帶上一個助聽器後）遠遠超出了總統的預料。這時他同意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因為遠東的老撾、越南、赤色中國和「福摩薩」^②等問題都沒有得到恰當的處理。羅斯托將取代臘斯克派的喬治·麥吉的職位，麥吉去接替鮑爾的職位（後來他由哈裡曼所接替），鮑爾接替鮑爾斯的職位，而鮑爾斯則將獲得一個特別大使或巡迴大使的職務。

　　①約翰·昆西·亞當斯（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譯者

　　②即我國的臺灣省。——譯者

　　很明顯，這一連串人事變動全是因鮑爾斯的調動引起的。總統擔心鮑爾斯在辭職時會大吵大鬧，於是吩咐我「在臘斯克把這消息告訴他以後，稍許安撫他一下，就象一個『自由派人士』對待另一個『自由派人士』那樣。」我喜歡切特·鮑爾斯和他對駐外機關事務局及其所需人員的看法。自從1959年以後，我就一直與鮑爾斯保持聯繫。向每個被調動職務的人宣佈調動的消息是在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日下午。臘斯克由於對鮑爾斯的反應感到很關心，趕到我家裡來找我——我一直在家等待著——他敦促我立即去見副國務卿。

　　在國務院那座幾乎空蕩蕩的新辦公大樓中，我找到了鮑爾斯，他鬱鬱不樂地獨自坐在辦公室裡。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他對肯尼迪、對臘斯克、對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憤怒。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職務。他說，他是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一直忠心耿耿，而人家卻對他不忠實。他要辭職並把自己的想法全講出來。

　　我和鮑爾斯進行了談話。我代表總統對切特的心情表示同情。我拒絕了他的種種威脅，分擔了他的痛苦，我對他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欽佩。天越來越黑，但是我們倆誰都沒有站起來去開燈。塞林格預先安排的在海恩尼斯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即將開始。在這次會上，人事變動必須在消息「走漏出去」之前予以宣佈。我們不停地談了下去。最後，我們終於談出了一個解決辦法。鮑爾斯將成為具有威信的白宮班子的一員，擔任總統的「亞非拉事務特別代表和顧問」，具有大使的級別。他的薪給將予以提高，以反映他的職責的提升。他將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工作人員，使用白宮的轎車並可在白宮餐廳用膳。他將直接向總統彙報工作。

　　這不是一個實職，這一點後來大家全都明白。鮑爾斯還是回到印度去當大使合適得多，在1963年中期駐印大使加爾佈雷思一退休，他馬上就去接任了。他在這個職位上忠於職守、聲譽卓著。但是在1961年11月他就任總統的亞非拉事務特別代表和顧問一職，畢竟保全了他的面子並防止了發生爭吵。鮑爾斯接受了這個職務。總統將在次日的私人談話中把這件事確定下來，他對此也很滿意。塞林格宣佈了這個消息。所有那些在幾個月以前對可能調動鮑爾斯職務的前景進行抨擊的人，也無法有力地反對這一安排。總統頗感興趣地看待我奉派到自由派人士那裡去作說客的這一任務，他說：「幹得很漂亮，特德——這是自從你參加密執安州代表團以來幹得最出色的工作。」

　　◎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機——豬灣事件

　　約翰·肯尼迪有一次詼諧地談起在科德角的日子。當時他因背部傷痛，不得不坐在那裡，眼看著屋外刮著的一場新英格蘭颶風。房子裡僅有的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喝醉了酒的僕人，另一個是被這個僕人激怒了的汽車司機。當他們彼此追逐，威脅要殺害對方時，這位當時的參議員卻扶著拐杖，獨自坐在那片沉寂的氣氛中，注視著在他周圍翻騰盤旋的大自然的怒吼，默想著自己是否會生存下去。

　　1961年，肯尼迪發覺自己又一次面對著一場風暴。那種不自然的寂靜籠罩著最高權力機關，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不利形勢以及自由世界內部的爭吵困擾著他，他獨自坐在那裡觀看著四周國際地平線上卷起來的一場接一場的風暴。約翰·費希爾在《哈潑斯雜誌》上寫道，「每位總統大概需要十二個月的時間組成他的行政班子，摸索著進入這個龐大而危險的官僚機構……當［肯尼迪］還在想把家具搬進去時，他發覺實際上屋頂已在塌下來，房門也被風刮走了。」

　　肯尼迪事先受到了警告。他在棕櫚灘從艾倫·杜勒斯及其助手那裡獲得的中央情報局簡報所提供的情況，遠比他當總統候選人時所知的要多。如同他樂於承認的，這些情況以及隨著掌權而對世界動向所獲得的更為全面的瞭解，使他「驚愕」不已。但是他從未抱有回避或延緩這些危機的任何幻想。當他在棕櫚灘時，據說他的政府中有人傳出消息說，他曾要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讓世界緊張局勢暫時緩和六個月，以便讓新政府有時間尋找解決問題的新的答案。他聽到這話後曾對我說，「這真是愚蠢的，」又說，蘇聯的國家利益象美國的國家利益一樣，不可能因為任何人或任何時期而予以放棄和擱置起來，而凡是這兩種利益衝突的地方就會出現麻煩。

　　在他就職的頭一周內，我們就開始斷斷續續地撰寫他的第一篇國情咨文。他接連審閱了幾份講稿，每一次總試圖就前途的種種危機向全國發出更加阻鬱的警告。雖然我當時全神貫注在他的立法計劃上，他關於外交事務的原稿中的那段話已經使我感到頗為不祥：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緊急的。趨勢是不利的。情況在好轉
　　之前將會更壞。我們一面抱著莫大的希望並爭取最好的結果，
　　一面應為自己作好最壞的打算。

　　可是，1月28日星期六，在發表國情咨文前兩天，他在審閱一次通宵會議所擬就的接近定稿的文本時，竟然認定這些警告的措辭還不夠有力。他又插進了另一段話：

　　危機在日益增多。它們的解決變得日益困難。我們每天
　　都更接近極度危險的時刻……我覺得我必須告訴國會……
　　在每一個存在有危機的主要地區，事態都在惡化，而時間已不
　　是我們的朋友了。

　　接著在星期日，他做完禮拜在官邸潤色擬就的文稿時，又加了最後一句預言：「在形勢扭轉之前，還會有更多的挫折。」

　　星期一，諮文發表了，許多報刊立即把這些段落說成是不必要地陰鬱、可怕。沒有一個人能預見到，在隨後八個月裡，世界危機的發展速度竟會如此迅速地超過了諮文所說的情況，以至在該年春季前所未有地需要提出第二篇國情咨文，而且夏季竟會出現更為可怕的危險。

　　2月13日，即在他的諮文發表兩周後，隨著剛果前總理盧蒙巴的遇害，蘇聯人威脅要對那裡進行新的干涉。

　　3月9日，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差一點要接管整個老撾了，因此有必要向總統提出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詳細計劃。

　　3月18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國葡萄牙不得不急調部隊去安哥拉，以鎮壓由美國的非洲朋友支持的一場民族主義的起義。

　　3月21日，參加日內瓦禁止核試驗談判的蘇聯代表團宣佈，它提出了一項關於「三駕馬車」^①對一切視察擁有否決權的新要求，這使任何核裁軍都成為可疑的了。

　　①蘇聯主張由東西方和中立國各出一人組成三人行政委員會以監督和視察停止核試驗問題。——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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