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53)_馬克斯·勃羅德

五三

　　在《約瑟芬》中同樣有通往積極解決的道路（這恰恰發生在卡夫卡最後完成的作品中，我覺得不能等閒視之）。女歌手約瑟芬抗拒著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來，而這個民族是這般狂熱地欣賞她的藝術，甚至將之視為不可或缺的。於是：「但這個民族是安靜的，不流露失望情緒、自以為是的一個內向的群體。他們幾乎是（雖然表面現象不是這樣）只知給予，從不接受，對約瑟芬的東西同樣如此。這個民族繼續走著它的道路。而約瑟芬卻註定要淪落。馬上就會到來這樣的時刻——她最後的口哨聲響完，更無聲息。這是我們的民族永恆的歷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會克服這一損失的。」將個人匯人民族的命運之中，同時對良心做最嚴厲的檢驗，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悔過自新，這是要求個人主動配合的。這部傳記的讀者會找到足夠的依據，來證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獨特的猶太人處境中尋求著與民族的聯繫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單靠改變地理上的地點就足以達到這個目的；心靈的皈依在他看來同樣是需要的。兩者都必須進行，兩者都是必要的。心靈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條件的正常化。

　　人們也許還會問，卡夫卡為什麼只在日記和書信中、而未在其文學作品中闡明這個觀點。為什麼他作為作家始終只通過譬喻、只通過寓意或象徵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首先應該承認卡夫卡式思維方法的獨特性，這種思維是在圖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開的。即使在對話中、在辯論中這種圖像也籠罩著一切。日記中有這麼一段美妙絕倫的充滿詩意的話（這是許多這樣的段落中的一段：「夢紛紛到來，溯河而上，攀著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來。人們留步，與他們交談，他們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你們為什麼舉起手臂，卻不把我們擁入懷中？」

　　此外，不能將「寓言」和「象徵」混為一談。卡夫卡從不用寓言，但在象徵性方面卻達到了最高程度。一則寓言是「說彼道此」時出現的，這「彼」並不很重要。意味著希望的「錨」這個詞，它作為錨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們感興趣，至於它是什麼顏色、樣子、大小則完全無所謂。所以它僅僅作為象形文字、含義明確、輪廓清晰地用來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頑強的錫兵」表達的也許是一顆善良的、堅韌的、可愛的心靈，但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消融于永恆之中的東西。同時他也作為錫兵以他個人多方面的命運打動著我們。這個錫兵使我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其抽象意義，而同時還有他那具體的形象。這是比喻和象徵之間確切的區別。比喻使我們感興趣的僅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東西。象徵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著的東西，但同時也作為它自身、它具體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形象，它對我們敘述事件，並通過這種具體的敘述、這種特殊事實過程的呈示來表達某種遙遠的、普遍的東西。錫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徵。象徵同時站在兩個平面上，一個是預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個是客觀真實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兩個平面統一起來，像這個希臘詞本身意所表達的，將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們越是深入錫兵的一切故事細節，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東西。《O．侯爵夫人》寫的是父母和孩子間的信任問題，但在這後面更高的層次上立著的是信任問題本身，是對世界秩序的信任。那麼這位作家為什麼不把他想要表達的具普遍意義的東西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呢？因為那是語言所道不盡的，因為它屬永恆的範疇。作者在他敘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寫下了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的出發點。寓言的途徑完全不同，它寫下的是這麼一種過程的結束點，寫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種疲倦的精神特徵。與此相反，象徵是精神上的出發，是使個別的有限之光射入無限之中的一種活力。人們便根據這道光線照耀切面的距離，可以感到這裡涉及的是個性的、民族的或人類的事情。而這是同時發生的，以同樣一些話語，在同一個情況中。

　　在卡夫卡描寫的一切場面後面都展示了這無窮無盡的一面。但這場面本身，在那放射出這種視線的平淡的敘述中也充滿了對大自然的愛和對大自然的忠實，充滿了細微的、永不令人厭倦的觀察（不妨讀一下——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城堡》中那宛若親歷其境的冬景）。只有對生活懷著最深厚的愛的人才能夠以這種方式來敘述。沒有一句話不給這段描述加入一種新的色彩，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意義的。這種獨特的掌握風格的藝術不僅僅是美學上的，而且也是一種道德上的現象，這是卡夫卡特別誠實的本質的一種反映。假如不過是用於進行一番樸素的現實主義的描述，這種能力同樣是偉大的。不過卡夫卡報道的事件當然首先意味著事件自身，但同時卻不僅僅是自身。從每一個細節中都放出一道光芒來，照耀著永恆，照耀著超越感官直覺的境界，照耀著理念的世界。這種通過人間的形式照耀永恆的現象在所有偉大的文藝作品中都存在著。可是在卡夫卡這兒，它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形式上的原則，簡直無法將緊密結合著的內容和結構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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