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113)

一一三

　　我將只列出其中四個例子以資說明：

　　一、一九六二年蘇聯導彈被運進古巴之前，蘇聯和古巴相信美國企圖入侵這個島國，以便推翻卡斯特羅，顛覆他的政府。而當時我們並沒有此種打算。

　　二、美國相信，蘇聯將永遠不會在蘇聯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們卻的確這樣做了。在奧斯科，我們瞭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雖然，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武器，但蘇聯的核導彈的確已運進古巴，並準備瞄準美國的城市。

　　三、蘇聯相信，它們可以將核武器運進古巴而不被發覺。即使美國人發現它們已經存在，也不會做出反應。然而，他們再次錯了。

　　四、最後，一些人準備說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用美國的空中打擊摧毀核導彈，並繼之以兩栖登陸入侵古巴。可以肯定，這些人錯誤地相信，蘇聯將不會進行軍事反擊。當時，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只有一隻一萬人的蘇聯部隊，而在莫斯科會談時，與會者瞭解到，當時實際上有四萬三千名蘇聯士兵駐在台巴，並且，古巴本身還擁有二十七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這兩支部隊，用他們指揮官的話來講，是決心「誓死戰鬥的」。古巴官員曾估計他們會遭受十萬人的傷亡。蘇聯方面，包括長期任外交部長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前任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國會認為，在面對這樣一種災難性的失敗時，蘇聯會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軍事反應。以上結果非常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不斷升級的局面。

　　在莫斯科會議將要結束時，與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從討論中可以吸取兩個主要的教訓：一、在這個高技術武器時代，危機的處理必然是危險的、困難的和無法確定的。二、由於錯誤的情報、錯誤的判斷和某種我剛才列舉的錯誤的考慮，對超級大國之間軍事行動的結果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把握的預測。因此，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於避免危機的發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機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種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瞭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種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托利·格裡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機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機爆發後不久——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離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

　　第二天，蘇聯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極大的危險。

　　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準備向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種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極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朝鮮戰爭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南北朝鮮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朝鮮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

　　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什—葉利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裡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持這一觀點。

　　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禦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價，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幾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於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種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禦戰爭的能力。」

　　近幾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並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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