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80)

八〇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種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並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莊。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於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泄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據地。通常很難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萬噸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

　　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壞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劃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持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持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與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擾著我們。許多計劃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劃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劃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劃將由什麼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劃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劃。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劃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並明確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麼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確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機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萬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萬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萬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三萬六千噸和二十二萬六千噸。

　　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於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擾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劃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萬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遙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

　　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行動在北越和老撾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裡的地形複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不同，他們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擴大轟炸規模。他們贊成空襲河內和海防附近的儲油站，聲稱這樣做會打擊北越的士氣。總統和我不願攻擊這些儲油設施，原因有幾條，其中一條是這樣做有偶然擊中附近的蘇聯船隻的危險，有可能引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衝突。

　　我們最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劃。

　　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適應了這種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遊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於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劃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傑羅姆·威斯納）按照合同與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確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種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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