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51)

五一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選舉及其後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推遲就越南問題做出決定是因為他想全力贏得一九六四年的總統的選舉。有些人甚至斷言他出於政治考慮而隱瞞了大規模擴大戰爭的意圖——他想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看上去像個戰爭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Ｂ·約翰遜當時有使戰爭升級的計劃，他也從未對我講過。我相信他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從未向我或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他因為面臨選舉而希望我們在越南退縮不前。事實上，關於該做什麼事，他的顧問們也未形成一致意見。

　　在此期間，南越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使我們更加難以做出抉擇：要麼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要麼阻止南越的淪陷。對搖搖欲墜的西貢政權應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使我們舉棋不定，使我們的政策混亂不明。我們對這個困難而危險的問題越來越灰心和絕望，這就像一條黑線一樣貫串於我們的爭論當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競選活動中，巴裡·戈德華特在越南問題上一直堅持強硬路線。三月初他曾說，在越南的法國軍隊十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之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量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樹林。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把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十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不用說，這種好戰言論使許多選民大為吃驚。

　　與此同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似乎是穩健和謹慎的模範。八月十二日，他在紐約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說中提到了越南問題，這是他較早的評論之一，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內涵和創見的。演說詞反映了執筆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執筆人的姓名未做記錄），但其中的信念無疑是總統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充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們在危機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幾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衝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盪都將埋下破壞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種子。

　　我們堅持這麼做是由於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麼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歷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於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懷疑，道德因素的確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影響。我認為有影響，例如，我們避免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在美國竭力確定其在冷戰世界中的適當角色時，這個問題值得爭論。

　　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幾個月和選舉後的很長時間內，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美國的右翼勢力迫使我們更深地捲入印度支那，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加大。為對付這種壓力，他談到了經常縈繞於他腦際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針對巴裡·戈德華特說：「有些人迫切希望擴大衝突。他們呼籲我們派美國青年去做亞洲青年應該做的事……這種行動根本無助于解決越南的實際問題。」他說：「南越人有保衛他們的自由的基本責任。」

　　他在競選過程中一再重申這個觀點，從新罕布什爾到俄克拉荷馬，從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當時隱瞞了什麼嗎？對我們這些幕後謀士來說，林登·Ｂ·約翰遜在越南的目標十分明確。「贏得戰爭！」他作為總統第一次與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開會時說。他從未偏離過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價和風險去贏得那場戰爭。

　　他本來可以向美國人民講述更多東西。我們當時未就向越南派遣戰鬥部隊達成一致意見，一項在最低限度內動用美國空軍的計劃也爭論了數月之久，我們越來越懷疑西貢能夠被長期固守。總統從未公開透露過這些事情。如果他這麼做，他或許可以說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們處在極度的混亂之中，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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