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傳(137)_學達書庫

一三七

　　第十一章　廢除契約移民

　　我們暫時得拋開從開始就經歷著內外風暴的學院，簡單地轉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謂契約工人就是那些根據五年左右的契約從印度到國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資—甘地協議的規定，到納塔耳去的契約移民的三英鎊稅是廢除了，但是來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納稅問題卻還沒有解決。

　　1916年3月，潘迪特·馬丹·穆罕·馬拉維亞吉在帝國立法議會中提出一個廢除契約制度的議案。哈定基勳爵在接受這個動議的時候宣稱，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的諾言」。不過我覺得這麼一個空洞的保證，不能使印度滿意。我們應當鼓動立即廢除這種制度。印度所以容忍這個制度，完全由於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夠有效地推翻這個制度的時機已經到了。我會見了一些領袖，在報紙上寫了幾篇文章，我覺得公眾輿論已經確確實實地贊成立即廢除。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個很好的題目嗎？我相信確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從何著手。

　　同時總督已不再隱諱「終必廢除」這句話的含義，據他說，這是「在合理的時間之內有了另外的辦法」再加以廢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馬拉維亞吉便要求提出一個立即廢除這種制度的議案。詹士福勳爵拒絕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國去鼓動大家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想我在開始宣傳鼓動以前，應當先去拜會總督。於是我請求謁見，他馬上便答應了。馬菲先生，即現在的約翰·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書。我和他有密切的往來。我和詹士福勳爵的談話是令人滿意的，雖然他只答應幫忙，而沒有確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從孟買開始。傑罕濟·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國公民協會的名義召開一個大會。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先行開會，以便草擬一個決議案在會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魯白·沙瑪爾達斯先生（現為爵士）、納達羅建先生和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員會會議。討論的題目是規定一個時期，請政府在這個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當時有三種建議，即「盡速廢除」，「在7月31日以前廢除」，還有「立即廢除」。我主張限期廢除，因為如果政府在期限內沒有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便可以決定應付的辦法。拉魯白先生主張「立即廢除」。他說「立即廢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說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這個字的意思。如果我們要他們採取一些什麼行動，我們必須用一句更加確定的話。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解釋「立即」的含義——政府有政府的解釋，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釋，至於「7月31日」，這是不會使人誤會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我們就可以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這種說法的力量，最後拉魯白先生也同意了。我們於是決定7月31日是政府宣佈廢除這個制度的最後日子。這個決議在公眾大會上通過了，而印度各地的集會也都相應地通過這個決議。

　　嘉芝·貝迪特夫人竭盡全力組織了一個婦女請願團去向總督請願。從孟買來的婦女，我記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爾莎夫人。這個請願團的影響很大。總督提出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答覆。

　　我到過卡拉奇、加爾各答和其他各地。到處都有很好的集會，而且人民的熱情無比高漲。宣傳鼓動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那些日子裡，我常常是獨自一個人旅行，因此有許多奇妙的經驗。罪犯調查局的人員總是尾隨著我。但是因為我沒有什麼隱秘，所以他們也不來煩擾我，而我也不給他們什麼麻煩。幸而我那時候還沒有得到「摩哈德瑪」的頭銜，雖然認識我的人，見了我也時常大聲呼喊這個名字。

　　有一次，特務人員在好幾個車站上找我的岔子，他們查我的車票。記下號碼。我呢，自然很願意答覆他們所提的一切問題。同車的旅客以為我是一個「沙陀」或者是一個「法吉爾」①。他們看見我在每一個車站上都受到了騷擾，便為我抱不平，大罵那些特務。他們抗議道：「你們為什麼無緣無故地老是麻煩這個可憐的沙陀呢？」他們又對我說：「犯不著把車票給這些流氓看！」

　　①法吉爾（fakir），化緣修行的人——譯注。

　　我溫和地對他們說道：「把車票給他們看看也沒有什麼麻煩。這是他們的職務。」旅伴們還是不滿意，他們越發對我表示同情，並強烈反對這樣虐待無辜的人。

　　其實，特務倒沒有什麼，真正的苦處還是坐三等車旅行。我最難受的經歷是從拉合爾到德裡。我是從卡拉奇到加爾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爾換車。車上實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滿了。能夠擠進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門關了，便從窗口爬進去。我必須趕到加爾各答去參加一個日期已經確定的集會。如果我錯過這一班車，我就不能按時趕到那裡。我上車的希望幾乎已經沒有了。誰也不願意幫我忙，這時有一個挑夫發現了我的狼狽樣子，便跑過來對我說：「給我十二個安那，我替你弄個坐位。」「行，」我說道：「只要你給我弄到一個位子，我一定給你十二個安那。」這個青年便從這個車廂到那個車廂去向旅客們懇求，可是誰也不理他。車子快要開了，有的旅客說：「這裡沒有坐位了，不過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他推上來，他只好站著。」「你看怎樣？」那個青年挑夫問道。我立刻答應了，他便從窗口把我的身體塞了進去。我就這樣上了車了，而那個挑夫也賺到了十二個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場考驗。別的旅客好歹總算是坐著的，我卻站了兩個鐘頭，用手抓住上鋪的鏈子。這時候，有一些旅客不斷地煩擾我說：「你為什麼不坐下來？」我向他們解釋我是無位可坐，但是他們不容許我站著，雖然他們自己是直著身子躺在上層臥鋪上。他們這樣擾亂我，並不覺得煩膩，而我也總是溫和地回答他們，並不以為嫌。最後，他們總算軟化了。有人便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了他們，他們便覺得難為情了。他們向我道歉，並且給我讓地方。忍耐就這樣地得到了報償。我實在累極了，頭已經在旋轉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我。

　　我就這樣迷迷糊糊地到了德裡，又由德裡到了加爾各答，喀辛巴刹王公是加爾各答大會的主席，他做了我的東道主。這裡的人也和卡拉奇一樣，有著無限的熱情。這次集會有幾個英國人也參加了。

　　還不到7月31日的最後期限，政府便宣佈停止從印度出國的契約移民。

　　我抗議這個制度的頭一個請願書是在1894年草擬的。當時我就希望這種「半奴隸制」——汗德爵士常常這樣稱呼這個制度——終有一天會結束。

　　1894年發動這種鬥爭的時候，有很多人進行了幫助。但是我不能不說，那具有潛在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實在加速了它的成功。

　　要詳細瞭解那次鬥爭的情況和參加那次鬥爭的人，我建議讀者讀一讀拙著《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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