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52)_學達書庫

五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對一位前來採訪的納粹報紙的特派員闡述了自己對武力征服的態度。甘地告訴他：「我瞭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維持人類尊嚴地位。但我們之中卻有人相信，採用非暴力也能贏得獨立。如果我們必須被迫流血，那將是世界上最壞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動武以爭取自由與獨立，勢必將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實現。我已拋棄了刀劍主義，我已使它成為可能。我所得到的結論是：人的尊嚴加上理智的愛，必能代替野性的殘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爾達。此時正是印度國內的多事之秋，國大黨選舉獲勝，參加了政府後曾在國內造成過一種新氣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種問題。國大党右派領袖沒有也不可能履行諾言，滿足工農大眾的需要，他們想利用舊的國家機器實行改革，步履維艱，人們的不滿情緒急劇增長，罷工、暴動、反政府遊行，事件不斷發生。國大黨內部的紛爭激烈，特別是國大党與穆斯林聯盟及其他少數派關係惡化，新上臺的國大党省長束手無策。這種情況使甘地又走向前臺。

　　1938年4月1日，國大黨加爾各答會議，甘地親臨指導。當時，國大党與穆斯林聯盟的關係極為緊張，領導人已進行過長時間交涉，筆墨官司不斷，但不解決問題。

　　甘地決定親自出馬，與真納會談。正式會晤預定4月28日舉行，在這之前，甘地幾次寫信給真納，效果並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於與真納的會晤。

　　真納和甘地一樣，曾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律師，國大党著名領袖。約有10餘年，他一直在國大黨內維護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團結，組成反對英殖民統治的統一戰線。甘地取得國大党的領導地位後，真納不贊成甘地的不合作綱領，認為這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他于1921年脫離國大黨。此後，他一直是穆斯林聯盟的實際領導人，積極致力於爭取穆斯林在統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對原來的政治目標並未完全放棄，依然為實現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團結合作不斷努力。1937年的選舉，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現決定性的轉變。當時，國大黨取得絕對多數並拒絕在穆斯林居少數地位的省內與穆斯林聯盟分享權利，採取了一些損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納從中得出結論，在印度教徒佔優勢的政黨統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遠難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後，這位昔日兩大教派團結的捍衛者，成為建立巴基斯坦國方案的不屈不撓的衛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買真納的寓所裡會晤了真納，這次談判僅系初步交換意見，為下一步國大党與穆斯林聯盟主席的會談做鋪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會晤後，雙方只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公報：「我們曾就印穆團結作過3小時的友好會談，這一問題將繼續再談。」

　　5月1日至8日，甘地訪問西北邊省，然後回孟買休養。6月間，穆斯林聯盟向國大黨提出了11項要求：①立即放棄以《祖國的命運》為國歌；②目前穆斯林占多數的省區，不得重劃行政區；③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預；④穆斯林早課或禮拜不得干擾；⑤應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權利與伊斯蘭文化；⑥憲法中應明文規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國有建設；⑦國大黨不得再反對分別選舉制，並不得指其為危害民族主義；⑧制定法律保障烏爾都文；⑨地方民意機構之組成應採用分別選舉制；⑩廢止三色旗或承認穆斯林聯盟族以同等地位；⑾承認穆斯林聯盟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組織。

　　國大黨拒不接受11點要求，使印穆談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殺事件到處發生，現狀令甘地無比憂愁。7月27日，甘地向國大党黨員發表談話，回顧了党的鬥爭歷程，一方面引咎自責，同時激勵大家，克服困難，堅定信心。他說：「我不能說自己退出國大黨就可以推卸責任，我離開國大黨的動機，是想站在黨外來促進它的發展，我知道我仍舊影響國大黨的政策。我以1920年黨章起草人的身份對目前黨紀敗壞必須負責。黨在1920年是從艱難中開步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與非暴力為信條，多數黨人只當它是一項政策，這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希望當大家看到國大黨在新政策下的進展後會接受它為信條，但只有少數人如此。最初階段，高級領導人物反應頗佳，諸位可以回憶當時像老尼赫魯，達斯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發表的公開信，他們曾領導黨員表現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犧牲與嚴肅精神，阿裡兄弟也幾乎變成了苦行僧。當我在各地考察時，我發現同志們幾乎都已換上了新生活，當然還有其他人，我毋需一一列舉。高級領袖們的熱忱無疑大大影響著同時期的許多人。

　　「但是，這種情形，隨著一年內自治的不能實現而突然改變。我所指示的一年內自治的先決條件，大家都健忘了。馬吉德甚至說作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隊的統帥，我必須首先認清自己提的先決條件乃是可以辦到的，也許他說得對，可是我卻沒有辦到。大規模使用非暴力手段從事非暴力鬥爭，對我來說也還是一種試驗，所以我不能將它寫成具體的條文，我所期待的只是國人的響應。他們也許會絕不贊同，錯誤和偏差是可能的，這些話姑且不論，問題是當爭取自治的鬥爭延長，哈裡發問題已不再成為國人熱心的鬥爭，緊接著高潮過去，對非暴力的信心動搖，於是異端邪說便乘虛而入。本來對黨章沒有信心的人，當然是公開的攻擊。

　　「我的才智有限，神並沒有授權我來領導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卻想神會選擇我為工具在印度實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種邪惡。已有的進步相當驚人，但待完成的工作還很多……不管是否需要再來一次食鹽進軍那樣光榮的奮鬥，印度也終能借非暴力達成其理想。我祈求真光驅散黑暗，願相信非暴力的人們同我一樣祈求。」

　　當人民的鬥爭危及到資產階級統治時，甘地的態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德裡會議上，甘地代表國大党起草了「有關人民自由」一案交大會討論，該提案稱：最近發現許多人，包括少數國大党黨員在內，竟假借自由的名義，任意燒殺搶掠，實行暴力的鬥爭。還有幾家報紙，故作不實報道，企圖挑起教派間衝突。我們要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爭取自由，並不包括自由地煽動暴亂或歪曲宣傳，因此，本黨對人民爭取自由的政策從未改變，但將基於一貫的立場，支持國大黨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一議案意在授權那些參政的國大黨部長們對所謂煽動暴亂或參加暴力鬥爭者採取制裁行動，甚至不排斥使用暴力鎮壓。國大党左派強烈反對甘地的提案，並以退席相抗議，他們認為國大黨參政放寬了人民的自由，但國大黨籍部長們卻扼殺了自由，這一提案不過是要為部長們提供濫用自由的方便，這和過去的官僚並無二致。

　　會後許多共產黨人找甘地理論。他們質問甘地為什麼政府可以用暴力鎮壓而人民不能用暴力反抗。甘地辯稱：「雖然政府原則上也不應使用暴力，但假如一個人殺了小孩，搶去了他的玩具，那時我剝奪這個人的自由，不讓他再犯，我這種行動就不能稱之為暴力。但假如我採取的行動帶有報復，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顯然是說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而人民的反政府則是暴力，所以他認為在這一點上沒有商量的餘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國內反帝鬥爭繼續發展，以鮑斯、尼赫魯為首的左派力量影響進一步上升。1938年末，國大黨主席鮑斯正積極籌劃向英國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獨立的最後通牒，如果最後通牒一旦遭到拒絕，就開始群眾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個計劃得到大多數反帝參加者的支持，並得到1939年2月在加爾各答舉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會議的贊同。當時，印共支持整個行動計劃，同時提出重要補充，它號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運動和群眾組織。

　　國大黨內部因為這一變化出現了激烈的紛爭，國大黨主席之職也就成為左右兩派力量爭奪的焦點。

　　新主席的選舉預定於1月29日舉行。最早獲得提名的是阿薩德、鮑斯與席塔瑪亞3人。甘地和國大党右派領袖支持的是席塔瑪亞。1月20日，阿薩德主動退出。但鮑斯認為現在正是關鍵時刻，他不想退出，他堅持必須通過全黨選舉來決定党的最高領導人。見此情景，1月24日，帕迭爾、卜納沙德、巴咭迦、多拉脫蘭、戴荷、戴賽及克裡巴拿裡聯名發表聲明，支持席塔瑪亞，但選舉結果卻是鮑斯以1580票對1375票獲勝而當選為國大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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