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裡安回憶錄(84)

八四

　　他是一個勇敢和勤勉的軍人，對於前線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夠獲得部下的信賴，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個人的安全，他對於懶惰無能的部下是毫不寬怠的。他的行動十分堅定，一點都不猶疑。在這個時候要想塞住東線中央的這個大缺口，他實在是一個最合理想的人選。哈爾培也是一位裝甲兵出身的軍人，具有冷靜、可靠、勇敢、堅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於他倆的同心協力，德軍東線的危機才算是勉強渡了過去。當然，他們還需要有相當的時間，始能穩住這個局面。可是這時德國國內卻又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變亂。

　　第十章「7月20日事變」及其後果

　　因為蘇軍已經節節勝利，而我們則缺乏預備兵力，所以蘇軍沖入東普魯士的危險已經確實存在。憑著我主管一切裝甲兵訓練學校的資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參加作戰的學校示範部隊，都從柏林調到東普魯士勒特曾設防地區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識的空軍將官向我問道：他是否可以來看我。他告訴我一個情報，新任西線戰場總司令克盧格元帥，準備瞞著希特勒而與西方國家締結一個停戰協定，為了這個目的，他已經在與敵方接觸中。我聽到這個秘密情報之後，不覺驚駭了一大跳。我馬上想到克盧格這樣一個舉動，將使我們這個已經危險不堪的東線，和整個德國的前途，都要受到極嚴重的打擊。我們在東西兩方面的防線，都會一下就總崩潰了，從此蘇聯的紅浪，就會無情地把我們都淹沒了。

　　一直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從來不曾想像到，任何一位德國的將領，在領兵作戰時會和敵人真正接觸，而且還能夠採取必要的步驟，以直接反抗國家的元首，因為我根本不相信這個情報是真的，所以我就問他是否可以把這個消息的來源告訴我。他對於這一點感到猶豫。同時他也沒有告訴我，他說這話的動機是什麼，和他對我所希望的是什麼。當我問到這個擬議中的行動是否在最近的將來，即將成為事實，他卻說那並不一定。所以我認為我還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當我在司令部裡的時候，總是一天到晚忙於開會和會客，所以實在沒有辦法來仔細考慮這樣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在7月19日這一天，乘車到阿倫施泰因、托倫（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閱部隊，而實際上是想在路上仔細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個人的決定。假使我說不出來這個情報的真正來源，而就把這個捉風捕影的話先報告給希特勒知道，那麼我對於克盧格元帥就是做了一次嚴重的中傷，使希特勒對他發生極大的猜忌。假使我把這個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結果真就發生了，那麼我對於祖國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決定一條正確的路線才真是頗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視察駐阿倫施泰因的戰防部隊時，突然柏林有電話來，我的參謀長托馬勒將軍，請我把那已經發出的命令——將裝甲示範部隊調往東普魯士——暫停三天執行。因為國內軍的副總司令歐伯裡希特將軍（Gen.Olbricht）曾經有電話要求我們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個代號「戰嬋」的演習，所有柏林地區的預備部隊都要參加，若是裝甲示範部隊此時調走，那麼就要影響整個的演習計劃。所謂「戰嬋」演習就是一種對敵人空降部隊，或是後方暴動的訓練演習。這至少是我的想法，當然我並不知道還另有內幕。當托馬勒向我保證著說，東普魯士的局面還不是那樣嚴重，三天的延遲對於大局似乎並無太大關係時，我只好勉強批准了，等演習完畢後再開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倫校閱預備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驅車往霍恩沙查去視察那裡的部隊。到了薄暮的時候，我一個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個騎摩托車的傳令兵找到了，他告訴我最高統帥部可能有緊急電話來，請我趕緊回去。當我回到當地駐軍司令部的時候，才有人告訴我無線電廣播裡面，已經報告了有人謀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參謀長托馬勒將軍通上了電話。他在電話中把謀刺希特勒的事實經過，簡單向我說了一遍，把主謀的人名也告訴了我，然後報告我說希特勒已經有命令來，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統帥部報到，因為他想免去蔡茲勒的職務，而任命我繼任陸軍參謀總長。在21日上午8時會有一架飛機飛到霍恩沙查，來接我去東普魯士。

　　外間一切有關我在7月20日的行動的傳說，實際上都是憑空捏造，我事先對於這個謀刺的陰謀完全不知道，我也沒有和任何人談過這個問題。那一天惟一與我發生接觸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電話的我的參謀長。

　　由這個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陸軍參謀總長的一切經過，托馬勒將軍曾經將它詳細記錄在一個文件中，並且曾經宣誓一切都是事實，這個文件現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內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時的時候，托馬勒將軍還正在他的辦公室裡面，突然最高統帥部有電話來。打電話的人是約德爾上將屬下的一位參謀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問我現在在什麼地方。托馬勒就告訴他說我已經出去檢閱部隊了。於是托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統帥部直接向希特勒報到。托馬勒大約19點鐘才到達那裡，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貝羅上校陪伴著接見了他。希特勒首先問我人在哪裡，我身體是否健康。托馬勒用肯定的語氣回答了他的第二個問題。希特勒於是就說他本想任命布勒將軍（Gen.Buhle）做陸軍參謀總長，但是因為他在這次事變中負了重傷，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康復，所以他就決定在這個過渡期間，請古德裡安上將兼代參謀總長的職務。托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報到。

　　從這些事實看來，希特勒原意並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茲勒的，因為我曾經與他鬧過彆扭。他現在找我，只不過是已經無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關我的謠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實際上，當時東線的情形已經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鑽營這個位置，也還正可以顯示出來，我是具有過人的英勇。

　　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要接受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簡單，軍人是應該服從命令的。尤其是當時東線戰場的情形，已經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為了挽救數百萬德國軍民的厄運，我也非跳這個火坑不可。假使此時我拒絕受命，坐視東線的德軍和我的故鄉東德淪陷，那麼我在道義上簡直就是一個懦夫了。雖然我的企圖最後還是失敗了，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會感到痛心和遺恨的。當我看到我們東部的疆土，和那些無辜善良、忠誠勇敢的人民，遭到這種浩劫的時候，可以說很少有人會比我更感到傷心。不管怎樣的說法，我自己也是一個普魯士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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