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3)_學達書庫

三

　　二十世紀初，印度的獨立運動已漸次發展。30年前，是英國人休謨與韋德明威廉男爵組成了一個印度國民大會。維多利亞的自由黨給這國會一個印章，並想使印度的要求和英國的主權要求凝合為一體。可是在這時候，日本戰勝俄國，喚醒了亞洲民族的崛起，因而印度的愛國者便暗恨寇仁公爵的挑撥。在國會中，有一部分人便組織了一個激進黨，他的激進的國家主義和全國一般的情感相響應。可是到1914年大戰發生的時候，立憲派仍在哥黑爾的領導下。哥黑爾雖然相信並忠於英國，可是他是一個印度的偉大的愛國者。

　　印度國會贊成自主，可是究竟將用何種形式實行自治，會員中尚無一致的意見。有的主張和英國合作；有的主張驅逐英人；有的主張採用屬國的制度，如加拿大一般；有的則主張應鼓動印度獨立，模仿新興的日本。甘地建議採用的辦法，與其說是政治的，毋寧說是宗教的，然而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為激進。它的原則可在印度自主一書中尋得。但是這種解決的方法，是以南非洲的情形為依據的。甘地知道不變更它，必不適於印度的情況。他並且知道因為他到非洲去的緣故，而不熟悉印度的情形，他決定研究印度的情況。

　　要考察印度實際的狀況，甘地答應在一年內不參加主要的政治工作。在這時候，甘地對英國並沒有敵意。反之，當1914年大戰發生的時候，他反而到倫敦去組織印度護傷隊。如他在1921年所寫的一封信中所說的，他誠實地相信他自己是大英帝國的一個國民。在1920年所發表的一封「給駐印度的英國僑民」的信中，他又反復說及他這種態度。他說，在過去29年的政治生活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忠誠地服務於政府。他為英國而冒了4次奇險，直至1919年，他仍誠摯地相信和政府合作。但是現在他不能再這樣做了。

　　這種情感的變化，並不只甘地一人。在1914年，印度都被那種稱為「為公理而戰」的虛偽理想所誘惑。英國政府，為的是要印度的幫助。英國政府知道印度盼望自治，因而說：「印度的自治之允許要看印度對於大戰的態度如何而定。」在1917年的8月，聰明的印度政府，對印度應承將有一個直接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因此進行協商，並在1918年的7月，印度總督查姆斯福特公爵和蒙德鳩君在一篇擬定改良印度憲法的正式報告上簽了字。在1918年的初春，同盟國的軍隊正處在一個最危急的時期。在4月2日，路易喬治再度致告全印度人民的請求書，而在這月末，戰事會議在德利開會的時候也暗示印度獨立的時光已經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地信託，而甘地也答應英國政府，盡忠為英國效勞。印度共派出了9851萬士兵，作了極重大的犧牲。他很信託地等候著那已經應允了的報償。

　　這場大夢的醒悟是很恐怖的。在1918年的冬季，危險已經過去了，而印度服役的功績也就忘記了。

　　在簽了停戰公約之後，政府覺得不必再做假了。它不但不如它所應許的給印度以自由，而且反而剝奪了所有的一切自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裡開會，在會中所提出的勞力條例，對於這個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忠誠的國家，予以不信託的侮辱。制定這種條例的目的，在於確定地實行戰時印度防衛條例、組織秘密偵緝隊、言論檢查處，及其他壓迫。全印度的憤怒一致爆發，革命由此開始。甘地成了革命的首領。

　　在這事發生之前，甘地熱心於社會改良，特別是用心于農民的狀況。在開剌、古茶拉特、松班蘭和貝哈爾，差不多沒有人留意到，他已把他不久將要用於「為國爭鬥的武器」試驗成功。這種武器便是一種主動的情感的不抵抗意志。這種意志，甘地稱它為「沙特雅格拉哈」。

　　直至1919年，甘地還沒有參與印度國民運動的主要工作。在1916年，柏桑特亞尼夫人加入國民運動，可是不久，那些最急進的人便走在他前面，並在偉大的印度的領袖提拉克的指導下集合。提拉克是一個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他有如一柄三片合成的劍！

　　一是強健的腦力，一是堅決的志氣，一是高尚的品格。

　　他的智慧較甘地的更為精銳，或者說，他受東方文化的滋養，比甘地更為深實。他是一位博學的人，一位數學家，他犧牲了一切個人的欲望，以服侍國家。

　　他和甘地一樣，自己不想出名，只是盼望他的理想成功，使他可以退出政治，回去作研究科學的工作。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唯一的領袖。誰敢說假如他不是在1920年不幸逝世，則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假如提拉克不死，那麼甘地一方面崇敬他的才力，一方面在方法和政策上又會與之相左，最終一定會成為一位在運動中的宗教首領。在這樣的兩重領導之下，印度是應當如何堂皇地前進！因為提拉克能操縱實際上的策略，而甘地則能管轄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命運常常與人意相違。這不但是提拉克的不幸，也是印度及甘地的不幸。甘地的內心的盼望和他的天賦，比較適合作少數道德高尚者的首領。他一定樂意讓提拉克作「多數人」的領袖，因為他對於「多數人」從來就沒有信心。但是提拉克則不然。他是信任多數的，他是一位天生的數學家和策略家，所以他相信數目。他天生有德模克拉西的性格，他善於直截了當地鬥爭。

　　他就是一位政治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論都抹在一邊，而不顧它。他說政治並不是為沙哈斯——聖人的。這位嚴肅的科學家願為愛國而犧牲真理。像他那麼爽直誠實、人格完美的人，也毫無疑問地說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公正的。或者可以說提拉克對於政治的觀念，有些和莫斯科的狄克推多相像。甘地的理想就不是這樣。

　　提拉克和甘地的討論使他們的見解的不同都表現出來。

　　在兩個一樣誠實的人中間，自然免不了有不可調解的衝突，因為他們的方法都以他們的信仰為依據，而他們的信仰又是互相敵對的。他們倆互相尊敬互相景仰。

　　但是假如要決定真理與自由那一件應當為先，則甘地必以真理為先，不但先于自由，而且是先於他的國家，而提拉克卻把他的國家放在一切之上。甘地覺得不論他對他的國家的愛如何大，他對他的理想和宗教的信仰——由於真理而表明的信仰一定更大。

　　當甘地加入政治漩渦為反對勞力條例而成為首領的時候，他純粹被一種使國家避免戰禍的希望所驅使。

　　革命終於要發生，他知道沒有法子可以避免它。因此，唯一的問題便是在於把它導入不暴動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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