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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就這樣,甘地關於南非問題的提案被通過了。對於甘地來說,雖然提案並沒有引起大會更多的重視,戈克利先生的真誠的支持使他感到十分寬慰,而且提案畢竟得到了國大黨的通過,得到國大黨的同情和支持,這對南非印僑確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

  在戈克利的安排下,甘地住在戈克利家裡。從此,他們開始了長達一個月的交往,並結下深厚的友誼。與其說甘地對戈克利是尊敬,還不如說是崇拜。他把戈克利當成一名領袖來推崇。郁達夫曾說過:「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甘地正是懷著這種心情與戈克利交往的。戈克利像對待自己的親弟弟一樣對待甘地,盡可能滿足他生活上的要求。甘地卻要求不多,生活上處處都是自己動手,從不需要別人照料。甘地這時已經成為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的領袖,也稱得上是一名頗著名的律師,在他身上能夠保存這樣的美德,使戈克利非常高興,他常對這位小弟弟讚不絕口。

  甘地認為,他看著戈克利工作,像是受教育一樣感到快樂。戈克利從不浪費時間,孜孜不倦地為黨的事業工作著,他的談吐,他關心的問題,無不是為了祖國的獨立和民族的富強,印度當前貧困和屈辱是他說不完的話題。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眾的利益上。曾經也有人勸過戈克利人生應該多一點別的興趣。而戈克利總是回答說:「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我們要求的是國家的自由。只有國家自由了,我們才能考慮別的事情。今天這一件工作夠我用得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了。」

  戈克利家裡常常人來人往,門庭若市。而且前來拜訪他的多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當這些人來到戈克利家裡時,戈克利總喊甘地坐在旁邊,從不回避他。他還經常把採訪的重要人物介紹給甘地,讓甘地多與他們接觸。其中有位客人使甘地印象很深。他叫羅伊,是一名醫科教授。他的月薪是800盧比,但是他每月只留40盧比,其他全部用於公眾事業。他至今沒有結婚,而且也不打算結婚。羅伊與戈克利完全屬￿志同道合者。甘地喜歡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戈克利與別人交談,他覺得能聽到這種交談,是一種享受。

  戈克利生活非常簡樸。他家有一輛馬車。他出門都是乘坐自己的馬車。

  他告訴甘地,作為一名為自由而準備作出犧牲的人,就不能貪圖安逸和享受,更不能拿公家的錢花在自己的安逸。

  戈克利身體狀況不太好,總是感到身體有諸多不適。甘地關切地勸他應該多走動走動,鍛煉鍛煉身體。但是戈克利說:「我沒有那個工夫啊。」

  甘地住在戈克利家期間,通常將時間分成兩半,一半用於南非的工作去拜訪加爾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參觀這個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團體。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多名人。甘地參加了一次集會,在會上發表了關於波爾戰爭的演講,戈克利先生因為忙,沒有出席,但是他瞭解到情況後,對甘地的演講給了充分的鼓勵。甘地抽出了時間,在戈克利的幫助下,到緬甸觀光過一次。一路走過,他感慨很多。這裡婦女勤勞善良,而男人大多懶散不精,顯出一片昏昏沉沉的樣子,甘地很難過。走進神廟,人們自然會肅然起敬,但是在這裡看到的是,在昏濁的燭光下,老鼠成群,廟臺上灰塵寸厚。作為一個佛國,這裡卻完全沒有虔誠可言,佛主僅僅只是形式上的擺設。甘地還看到,這裡生活著不少的印度人,但是其中一些人竟然與英國人串通一氣,對緬甸人做出不道義的事情。甘地更是痛心。

  甘地向戈克利表示,想親自去坐一坐三等火車遊遍印度,體察民情。戈克利贊同他的意見,並熱情地為他準備了許多食物和衣服。臨行那天,戈克利喊來羅伊教授一起為他送行。戈克利說:「如果你坐頭等車走,我就不送行了,但是你坐三等車走,我們就非得來送你。」甘地帶著戈克利美好的祝願,踏上了征程。

  坐上了三等車,甘地發現這裡與頭等車差別是何等大啊。就說車廂裡面吧,它與廁所幾乎沒有兩樣,肮髒不堪。鐵路當局對這些情況視而不見,根本不管。甘地認為,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只有讓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來乘坐這種車。事實上,從這次旅行後,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車出入,直到他大病一場之後才放棄這種體驗。

  旅行歸來,戈克利建議甘地在孟買定居,一方面從事他自己的律師業務工作,另一方面協助戈克利從事公眾工作,也就是國大黨的工作。甘地對戈克利的挽留很是感動。但是他對留在這裡工作信心不足。以前在這裡的失敗,一直像陰影一樣環繞在他的腦際。甘地大概並沒有讀到過中國「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的格言,因此,他婉言謝絕了戈克利的意見。他還是準備回到拉奇科特去,那裡有曾經極力鼓勵他去英國留學的達維先生。事實上,一到那裡,達維就給他接了三樁案子。達維先生說:「勝訴敗訴都與你無關,你只要盡力為之就行了。我當然會全力幫助你。」

  就這樣,甘地告別了戈克利先生。不久,又應南非之邀趕往南非。甘地在南非,一直與戈克利先生保持通信聯繫,並多次邀請他到南非訪問。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達南非開普敦。南非政府以貴賓禮遇相待,並派員陪同他到各地參觀考察。印度人與歐洲人都熱烈歡迎這位國大党領袖,所到之處都舉行盛大歡迎會。戈克利這次南非之行獲得重要成果。1912年11月15日,他與南非政府達成協議,廢止了歧視印僑的法案,修改了移民法中種族歧視的內容,取消了3英鎊的人頭稅。戈克利應甘地邀請,親自到托爾斯泰村小住。甘地兼作他的私人秘書。他對甘地以及印僑所作的鬥爭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離開南非之前,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亞市政廳發表了告同胞書,告同胞書說:「常常記著你們的前途大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求神不要讓你們在德蘭士瓦已進行過三年的這種鬥爭,又將被迫再度恢復。不過假如再次恢復,或為了主持正義,或制止不義而作類似的鬥爭,你們的表現,你們聯合起來的力量,以及你們願意受苦犧牲的精神,將起決定作用。」

  這一次甘地本來想直接從南非回國。由於戈克利的邀請,用甘地自己的話說是「指示」,甘地欣然前往倫敦。甘地這次仍然是乘坐三等艙位。臨行前甘地因為進行過兩次絕食,加上水也喝得少,澡也洗得少,身體極為虛弱。

  同事勸他在南非先恢復一下體力再動身,但是甘地不從。甘地攜妻、子于1914年8月6日到達倫敦。但是前兩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戈克利因健康原因先去了巴黎,被戰爭阻擋在巴黎。甘地忐忑不安,不知他何時到達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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