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69)_李光耀

六九

　　峰會順利結束，沒有發生事故。我們都希望在科拉松政府四面楚歌，風聲鶴嚦之際，展示對她的政府的全力支持，借此使局面安定下來。各國顯示了對菲律賓有信心也無濟於事。政變企圖變本加厲，影響外資的流入，也嚴重打擊了就業機會，叫人惋惜。菲律賓擁有許多在國內和美國受教育的人才，他們的員工都能說英語，至少在馬尼拉是如此。菲律賓沒有理由無法成為東盟比較成功的國家之一。在五六十年代，因為美國慷慨資助菲律賓戰後的重建工作，菲律賓曾是本區域最發達的國家。但它總是缺了些什麼——一種能把社會凝聚起來的膠體。屬精英階層的混血兒，對待菲律賓的土著，就如同拉丁美洲大莊園的西班牙混血兒對待他們的奴隸一樣，高高在上。他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居高位者極其驕奢淫逸，農民生活卻捉襟見肘。在菲律賓生活尤其不好過。他們沒有土地，只能在甘蔗園和椰園裡工作。教會不鼓勵節育，他們生了許多孩子，結果貧窮加劇。

　　誰都看得出來，沒有美國大力給予援助，菲律賓不可能起飛。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同情菲律賓的處境，想拉他們一把，但是他清楚地向我表示，如果東盟也肯做出貢獻以示支持菲律賓，美國會更好辦事。美國不願意把菲律賓這個不是自家的問題獨攬上身。舒爾茨希望東盟扮演更顯著的角色，好讓美國總統在國會中較容易拉票。我說服舒爾茨在1988年裡根總統第二個任期結束前展開援助計劃，他做到了。有關各方為這項多邊援助計劃（菲律賓援助計劃）進行了兩次會談：第一次于1989年在東京召開，捐助國答應捐出援助金35億美元；第M次於1991年布什執政期間，在香港召開，各國承諾的援助金達140億美元。儘管如此，菲律賓的局面動盪卻始終沒有平息，造成捐助國躊躇不前，拖延落實援助計劃。

　　科拉松的繼承人是她所支持的拉莫斯。拉莫斯總統做事比較實際，也使國家在較大程度上恢復穩定。我在1992年11月拜會拉莫斯，並在第18屆菲律賓商業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說：「我不相信民主就必定帶來發展。一個國家對紀律建設的需要遠比民主建設更為迫切。」拉莫斯總統私下同意我的看法，認為英國式國會的憲法制度，其實更能有效地運作，因為議會中的多數黨也是政府。但對外他卻必須唱反調。

　　拉莫斯明知以純美國式分權制度治國，終究要面對很多困難。菲律賓上議院已經推翻科拉松要保留美國基地的建議。菲律賓有肆無忌憚的新聞媒體，卻無力抑制國內的貪污歪風。個別新聞記者可以被收買，許多法官同樣可以被收買。一定是有什麼地方出了嚴重的亂子。數以百萬計的菲籍男女被迫離鄉背井，去幹遠低於自己教育程度的工作。受聘到新加坡工作的菲籍專業人士絕不比我們的本土人才遜色。他們的建築師、藝術家、音樂家比新加坡人才更有藝術修養和創意。

　　成千上萬的菲律賓人選擇到夏威夷或美國大陸去謀生。這肯定是個問題，但是採用菲律賓版本的美國式憲法，並未使問題的解決方法變得更容易。兩者的差別在於菲律賓人的文化。那是一種寬恕待人的溫和文化。像馬科斯這種斂財竊國超過20年的領袖，死後還會有人考慮給他舉行國葬，這種事情只有在菲律賓才會發生。至今起回的不義之財微不足道，他的遺孀和孩子卻能獲准回國參政。憑著厚實的資產，他們給勝券在握的總統和國會候選人撐腰。

　　1998年大選，約瑟夫·埃斯特拉達當選總統之後，他們再度成為政治舞臺和社交場合的焦點人物。阿基諾遭暗殺時負責保安事務的武裝部隊總司令費維安。弗爾上將，1986年隨馬科斯逃離菲律賓，後來在曼去世，埃斯特拉達政府為他舉行了軍隊葬禮。菲律賓報紙《今日》在1998年11月22日發表一篇文章寫道：「弗爾、馬科斯和其他官員欺騙、折磨和掠奪百姓，使國家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長達20年。

　　未來十年，馬科斯的朋黨和直系親屬將靜悄悄地一個接一個回到這個國家——每次總會引起公眾的憎惡和憤慨，但是他們證明了有錢能使鬼推磨，厚臉皮則像銅牆鐵壁。」有一些菲律賓人的言論筆鋒充滿澎湃的感情。如果他們能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國內精英的共鳴並付諸行動，還有什麼事情難得倒他們？

　　同文萊蘇丹多年深交50年代中期當執業律師期間到文萊出庭辦案時，我看到的是一個氣氛祥和，以豐富的石油資源致富的蘇丹王國。

　　1960年8月，文萊蘇丹奧瑪。阿裡。賽義夫丁爵士邀請我以總理的身分，跟新加坡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一同出席他的生日慶祝會。他沉默寡言，說話聲音很輕，臉上總露出友善、吸引人的微笑。他朋友不多認識他的人幾乎都只想染指他的財富。1962年和1963年間，我在倫敦談判建立馬來西亞的條件時，曾經和他見過好幾次面。對文萊加入馬來西亞的前景他總是感到不自在。原有的石油收入，大部分將歸聯邦政府所有，東姑向來對他特別關照，這種情形在文萊加入馬來西亞之後還會不會持續，他可沒有信心，畢竟他將只是馬來西亞眾多蘇丹當中的一位而已。我向他闡明新加坡願意加入馬來西亞的原因，但是留待他自己做出最後的決定。儘管身邊的法律顧問不少，他最終還是做了政治上的決定，置身事外。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個明智的決定。1963年以後，英軍繼續留駐，直至1984年2月讓文萊獨立為止。

　　新馬分家後，奧瑪爵士有一次來到新加坡訪問，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容，小鬍子抽動著，眼珠子閃爍著，他對我說：「你們現在跟文萊沒兩樣，對你們來說可是件好事。」說得沒錯，新加坡和文萊確實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彈丸小國，四周卻都圍繞著大國。我並不貪圖蘇丹的財富，也從未向他借過錢，只在他問起的時候提供意見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1967年，馬來西亞解散共有的貨幣局後，貨幣局原班成員馬、新、文都同意，三地新貨幣可按票面幣值對等互換。這項協議後來在1973年取消，而文萊老蘇丹卻決定繼續維持同新元之間的協議——按票面幣值對等互換。他和本區域其他蘇丹完全不一樣，他最節儉。他為文萊建立了嚴格理財的概念，開始累積大筆資產，並交由設於倫敦的皇室代理局管理。

　　英國政府頻頻施壓，要他推行憲制改革，落實民主。對此他採取了緩兵之計。1967年，他傳位給當時正在英國桑赫斯特陸車軍官學校受訓的長子哈桑納爾。波基亞。自己則花很多時間暗出謀劃如何延長英國對文萊的保護期。他拒絕同馬印有任何牽連。他不信任印尼，因為印尼支持文萊人民黨主席阿紮哈裡，這僅反對黨領袖曾在1962年12月策動群眾造反。他對馬來西亞存有戒心，是由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暫時調派到文萊工作的馬來西亞官員，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視當地的官員為鄉下佬。基於這點我非常謹慎，避免借調新加坡官員到文萊。即使迫不得已必須這麼做時，也得確保有關人員上任前接受清楚的指示，要客氣有禮地對待當地官員。

　　1979年3月，在一次私人會議上，我籲請前蘇丹奧瑪爵士，也就是退位後的斯裡巴加灣，在文萊正式於1984年獨立自主以前靠攏東盟。我告訴他印尼總統蘇哈托和馬來西亞首相胡先翁，對文萊都很友善，不會排斥。他同意考慮讓文萊以觀察員的身分加入東盟，卻一直未有實際行動。我向他解釋，世界早已變了樣。奧瑪爵士一直死心塌地相信英國始終會在文萊背後給予支持，不願意承認英國的情況已今非昔比，如今英國根本沒有什麼海軍或空軍特種部隊能隨時出動拯救文萊。

　　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期間，到新加坡訪問的英國部長總愛向我提起文萊的課題。撒切爾夫人領導的政府希望說服文萊蘇丹舉行選舉，建立更現代化的君主政權，進而獨立自主，好結束英國保護的制度。我盡所能敦促斯裡巴加灣奧瑪爵士和蘇丹跟著時代前進，但是兩人不為所動。英國政府終於做出決定，無論文萊能不能建立代議制政府，它都必須為自己的將來負起責任。英國仍會提供支援，協助文萊抵禦外來的威脅。他們保留一營辜加兵駐守當地，不過軍隊開支由文萊自行承擔。

　　我也在1979年籲請剛擔任撒切爾夫人政府外長的卡林頓勳爵堅持立場，即使駐文萊的英國官員要求延長逗留期也不能軟化。他們留著不走的話，只會使幾乎都是在英國受過教育的文萊官員，繼續被剝奪吸取經驗自行管理國家的機會。在那次會談後，政策有了顯著的改變。到1984年文萊正式獨立時，幾乎所有高級職位都由土生土長的文萊人擔任了。

　　1980年，我曾向蘇哈托總統提及讓文萊在獨立後加入東盟。的可能性。蘇哈托表示如果文萊願意加入，他一定歡迎。我接著勸請蘇丹除了考慮他父親的看法，還要考慮其他觀點，不要小看東盟的重要性，並敦促他多拜訪蘇哈托總統和其他東盟成員國的領袖。他終於在1981年4月做到這點。他在雅加達受到蘇哈托的熱情歡迎，接著還訪問了馬來西亞和泰國。1984年，文萊加入東盟時，東盟不但為它提供類似安全保護傘的保障，同時也使波基亞蘇丹更容易同周遭的鄰國相處。

　　文萊自獨立以來國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蘇丹逐漸建立自信心，莫哈末親王成為一位見多識廣的外長，掌要職的文萊官員參加的國際會議多了，增長了見識，對工作也更能勝任。斯裡巴加灣在1986年與世長辭。他如果能活著看到這項成果，必定會老懷大慰。

　　蘇丹的父親同我之間的深厚友誼，在現任蘇丹、他的兄弟和部長們跟吳作棟總理和同僚們之間繼續增進。這是一種完全基於誠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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