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54)_李光耀

五四

　　§部長以身作則減薪

　　我同意吳慶瑞的看法，告訴他我們最好在任內初期便採取不受人歡迎的措施。6月12日，各報報道財政部下令，未經吳慶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額外的開支。可能受影響的是政府對慈善活動的撥款，公務員購買汽車貸款以及獎學金、研究員基金和國外訓練課程的開支。但是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吳慶瑞建議部長們以身作則，月薪從2600元減到20O0元，同時削減公務員的可變動津貼，我也同意了。我們舉行了一次公務員聯合理事會總務小組會議，但是雇員方面沒獲得工會授權，不接受建議。在內閣裡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照辦不誤。政府宣佈從7月1日起削減津貼，但是將接受雇員組織就這個課題提呈的意見。

　　減薪數目不算少，但還不是大減，只影響到1400O名公務員當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於220元的雇員都會損失部分可變動津貼．只有10％的人減少的數目每月超過250元，達到減薪400元頂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員完全不受影響。但是這項措施仍然是個強烈的衝擊。要一開始便為節省和理財之道定下基調，我們不得不迅速採取行動。感到很不高興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級官員。受英文教育者認為我們開始懲罰他們，因為他們投票反對我們。那不是我們的動機。我們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為了公眾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們帶頭作出棲牲。為了協助傳達這樣的信息，就是在新時代裡大家必須同甘共苦，我認為要他們作出犧牲並非不合理。

　　減薪還有個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來，我代表工會，吳慶瑞和貝思代表公務員，向政府施加壓力，成功地爭取了越來越多的薪金和津貼，當時並沒考慮到經濟情況。如果工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就麻煩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發出信號：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減薪後每年將能省下1200萬元。報紙估計能省2000到25O0萬元，吳慶瑞加以駁斥並提醒各報，1959年剩下的六個月只能省600萬元，使預計的赤字從14O0萬元減到8OO萬元。

　　幾天後他宣佈凍結新官員的任命。那就是說，未經部長批准，政府職位出現空缺不能填補。

　　公務員工會極力反對。就像我們過去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抗那樣，它們組織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我們對抗，爭取全面恢復津貼。但我們不是處於守勢的殖民地政府，因為占多數的華人目前至少暫時全力支持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始終組織不起來。儘管如此，他們的反應使我惱怒。他們不瞭解我們面臨的嚴重挑戰，也不了解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的力量如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必須防止共產黨人利用他們的不滿。一些高級官員不得不停止聘用女傭——太不幸了；但是整個國家在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政府將為整體的利益治理國家。只有這樣做以及小心行動，我們才能應付華人缺乏馬來亞意識的問題，使他們獻身於自己選擇的新國家，忠於這個新國家。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他們必須改變態度，吉隆坡的馬來領袖才會同意合併，使新加坡可以通過成為馬來亞的一部分而獲得獨立。

　　7月22日我以總理的身份在立法議院第一次發表演講。我警告說："如果人民行動黨政府失敗，當選掌權的不會是反對黨，反對黨會逃命去了。因為在我們後面，沒有替代集團準備實行民主制度。歸根結底，如果我們失敗，殘酷力量會卷士重來。"因此我們需要公務員跟我們合作，以便能實踐我們對人民許下的諾言。"必須跟我們一起工作的人，難道我們會傷害他們嗎？在民主制度下，公務員必須按照獲得人民授權的政黨的指示辦事…如果不發生比損失津貼更糟的事……公務員應該跪下來感謝上帝，感謝他們倖免於難。"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歷來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彌合殖民地的過去跟平等的未來之間的鴻溝。"如果我們消除不了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間的裂痕，後者可能命運多蹇。如果華人獲得權力，政府的事務就會越來越多以華語進行，受英文教育者會突然變成無財無勢的一群。

　　我不時嚴責他們，驅策他們，要他們改變，以便應付未來。我們——吳慶瑞、杜進才、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們的當然領袖。我們不想他們成為沒落中的一群。要說華語或方言的人不幹掉我們，我們必須合力爭取他們當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傾向是那麼大，以致不瞭解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雖然到1961年所減的薪水已全部恢復原數，受影響的公務員卻還是長期憤憤不平。如果不是後來局面大亂，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麼在1963年選舉中他們必然會團結一致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當時共產黨人的威脅太明顯了，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支持我們。

　　回顧起來，我對當年同意吳慶瑞的主張並不後悔。年底我們平衡了財政收支，稅收沒像我們所擔心那樣減少。如果必須重新對這一切表態，我仍然會贊成，不過削減的津貼會減到當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說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而雖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務員會感到不快，但是他們所受的震撼就不會那麼大。另一方面，這次事件暴露了他們對政治形勢的不瞭解，需要使他們重新認清方向，看到面臨的危險和困難。在執政之前，吳慶端、貝恩和我曾經決定成立一個政治研究所，引導高級公務員瞭解共產黨的威脅，讓他們看清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證明了我們過去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要成功，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心，說服他們相信我們不是在給他們洗腦。

　　我們選中新聞部主任湯遜主持研究所。湯遜當時40歲開外，腦筋靈活，博覽群書，說起話來很認真，帶濃厚的蘇格蘭腔。他當過歷史講師，擅長教課，無論教什麼都滿懷熱情。他瞭解我們的需要，很快就領會自己必須扮演怎樣的角色。

　　作為財政部長，吳慶瑞主管公務員，他選定良木山一棟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別墅作為研究所。8月15日我為研究所主持開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發你們的智慧，還要讓你們瞭解在革命形勢下，民選政府會遇到哪些尖銳的問題……一旦向你們提出這些問題，你們就能使政府很快地瞭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緒，同時做出積極的反應，從而能更好地協助我們採取解決問題的辦法"。

　　湯遜開始講課和組織研討會，我和一些部長到研究所討論我們必須立即應付的實際局面，讓大家通過實踐的方式研究問題。起初公務員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講師們顯然不是共產黨人，於是他們最初對於這是馬克思主義灌輸方式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由於講師們的心態跟他們一樣，他們同意：政府是誠懇的，問題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們是真正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工作並落實解決的辦法。湯遜幹得不錯，在往後四五年裡教會了高級公務員如何瞭解共產主義理論，瞭解促進共產主義發展的社會弊病有什麼民主辦法可以解決，以及瞭解遊擊隊的叛亂活動。他們認識了在廣闊的世界裡發生的事情，關於東南亞革命的原因，以及為了應付挑戰，態度和政策必須根本改變。

　　但是由於其他原因，我們跟公務員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對黨轉為政府的調整過程中，我料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如何適應權力。我警告部長、政務次長和奉派協助處理公眾投訴的議員避免讓權力衝昏頭腦，避免濫用權力。但嘴上說說容易，我們依然經常得罪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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