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35)_李光耀

三五

　　§擔任選舉代理人

　　我繼續在律師館工作，跟隨黎覺到最高法院處理他所辦的訴訟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場合，卻叫人受不了。他帶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時，總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機場旅館吃蠔，或是在史丹福餐館和阿達菲西餐廳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沖下肚。有時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則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著他，我吃的東西過量，喝的酒也過量。他一定以為我會成為他的進步党的新黨員，可以幫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擔任他參加立法議會選舉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將使我有機會粗略地瞭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慣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卻看不到什麼令人激動的現象。這也難怪。上屆立法議會選舉在1948年舉行時，20萬名合格的選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當中將近一半還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總人口的6％。

　　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党總共贏得六席，勞工党兩席，獨立人士一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覺角逐加東選區的議席。這個選區在東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著大批講英語的海峽土生華人，他們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國。作為他的競選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選區內張貼競選標語，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請投進步党候選人黎覺一票"的字樣。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間集會，並聘請馬來職業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時還給觀眾提供食物和飲料，儘管法律禁止這樣做。

　　選舉總監在呈交英國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報告書中說："那些負責任的政黨領袖瞭解，當大約25萬名合格選民只有24693名投票時，要立即大步邁向自治的基礎並不存在。"一般認為這些投票的選民都是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數受英文教育；後者來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島上的大多數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投票權。何況選舉一概以英語進行，他們根本不會講英語。

　　我覺得，殖民地這個虛幻世界。是脫離現實的。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過英文報紙對政府官員施加若干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感到極度不安。我把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貝恩討論過。我必須繼續我的律師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師生涯中，是否能夠打開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門。

　　§一個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見習律師期結束了。為了參加獲頒律師資格的儀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裝，再披綴有白色垂片的律師長袍，而我還得加上一條翼狀硬領。這是一個重要的場合。新加坡律師公會共有會員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師獲准人會。一位備受敬重的歐亞裔老律師雷內·伊巴代我們提出入會申請，並發表措辭優美的簡短演講。共產黨秘密黨員約翰·伊巴就是他的兒子，在七個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確是一個很小的世界。

　　由於我出生證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沒法子叫中殿法學協會或劍橋大學把我註冊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劍橋大學文憑和律師證書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決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師資格時，只用我華文姓名的拼音，並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這一次，我成功了。從此Lee Kuan Yew便成為我在公開場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張，並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誌。此後，報紙報道我出庭的新聞時，都稱呼我為Lee Kuan Yew。然而在這些日子裡，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開始涉及政治時，偶爾看到報上稱呼我Harry Lee，總是有點生氣。在政治上，這種稱呼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不過，到60年代中期，我經過政治的磨煉屹立不倒後，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覺。其實這個名字並不反映我的為人和價值觀，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終沒給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沒給他們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個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誕生，我請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譯給他取名字。這位翻譯幫過許多律師的孩子取華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龍年正月十五日，是農曆最吉祥的一個出生日期。因此我們決定給他取名顯龍。他是個瘦長的嬰兒．體重約37O0克，繪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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