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7)_李光耀

七

　　§全校第一也是新馬第一

　　我升上劍橋初級A班，那是成績最好的班級。級任老師英國人格裡夫是個年輕的牛津大學畢業生，長一頭濃密的淺棕色頭髮，為人和藹可親，快30歲了還沒結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沒有種族成見，多半是因為在新加坡這個殖民地生活的時間不長，還不曉得必須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了保持英國的支配地位，英國人認為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是必要的。在格裡夫教導下，我的英語進步了許多，成績不錯，在劍橋初級文憑考試裡高居萊佛士書院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也由劍橋大學改卷。參加這樣重要的考試，在我還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兩個獎，一個是萊佛士書院獎學金，一個是陳若錦獎學金。兩筆獎學金共350元（海峽殖民地貨幣②）。我買了一輛漂亮的禮裡牌腳踏車，有三個變速齒輪，全鏈罩，風光地騎著上學，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還在後頭呢。我專心致志要在劍橋高級文憑考試中出類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開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澳大利亞籍老師科茨在我最後一份成績單上寫道：

　　「以他的級別來說，李見多識廣，與眾不同，腦筋非常靈活。他充滿熱忱，精力充沛，前途無量。

　　——C．H．科茨」

　　②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發行，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流通於馬來亞和新加坡。因新加坡當時也稱石叻坡，所以它又稱叻幣。

　　萊佛士書院的歲月，使我心情歡暢。功課固然應付自如，我也積極參加童子軍活動，打板球，偶爾也打網球、游泳，還參加過好幾場辯論。但是我從沒擔任過學長，總學長更不用說。我生性調皮搗蛋，老師往往發現我心不在焉，有給同學寫字條或是模仿一些老師說話的獨特習慣。有位印度籍科學老師講課沉悶，我曾在實驗室裡畫下他禿了一大片的後腦袋，給校方逮著。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麼雲雀，早上總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裡第三次遲到，級任老師叫我去見校長。頒獎日我領過多次獎品，也得過多次獎學金，校長認得我。他不是在訓斥我一番後就讓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為什麼極力反對體罰，我始終不明白。體罰並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麼傷害，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不管怎麼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後悔，極力勸我搞專業。於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準備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離我們很遠的戰爭。據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紮在中央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嘩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班級任老師格裡夫是飛行俱樂部的活躍會員。他回英國參加皇家空軍。後來聽說他在作戰中犧牲了，我心裡感到很悲傷。歐洲戰事最觸動我的心弦的莫過於此。這位闖勁十足的牛津大學年輕畢業生的死，正像我在電影裡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無畏的戰鬥飛行員一樣。

　　這期間，本地人只需籌款和為飛機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1940年2月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面展開。法國受到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只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獎學金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餘。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8年創設的，設有文科（英語、歷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府為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築物，包括表面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築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氣候。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一兩位講師，大約一半是牛津或劍橋的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教文科和教數學的大多數是這兩所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教理科的多數來自蘇格蘭各地的大學。由於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學生讀完三年的課程沒有學位，只拿到文憑，分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們採用了牛津和劍橋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考試和最終的分級可能比多數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瞭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最高水平，這樣才可能在英國獲得承認。因此，印度和斯裡蘭卡兩地大學的榮譽學位，水平至少也和倫敦大學相等；即使跟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水準相比，也不遜色。

　　作為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適應新情況不容易。為了應付新加坡又熱又濕的氣候，建築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落地窗外面是陽臺。房間由2米多高的牆隔開，稍微比人高些，好讓空氣自由流通。但這樣一來，聲音就會在20個住著年輕學生的房間和陽臺上方回蕩。寄宿的學生不只來自新加坡，也來自馬來亞各地。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後修讀法律。其次我選數學，因為自己喜歡，能力也不差。最後選經濟，以為能學會如何在商場和股票市場賺錢——多麼天真！第一年過後要選一科主修，我選了數學。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由於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本獎給我的書。我們後來經常會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爭取女皇獎學金的修讀兩年的特別班裡。我感到煩惱萬分。整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一年只有兩份女皇獎學金，成績最好的兩個學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擔心的是，當局也許不想把兩份獎學金都頒給新加坡學生，而會根據地區平均分配，讓檳城和馬六甲兩地的學生也有機會。這樣就是排名第二也選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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