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傳(2)_學達書庫

二

　　弗洛伊德的父親傳給弗洛伊德的性格對於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想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將極其複雜的精神現象分析成最單純的「潛意識」和「性動力」，就是因為他酷愛事物的單純化結構，並因而懷抱著某種想把一切都還原成最簡單的元素的願望。在弗洛伊德看來，不僅萬事萬物都是由最簡單的元素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們的那些在表面看來極其複雜和令人眼花緣亂的變化，也必然遵循著一條極其簡單的規律。弗洛伊德的這種性格，在他的漫長的一生中，由一種單純的生活習慣而慢慢地發展成一種思想方法和世界觀。

　　厄納士特·鐘斯也反復地說：「弗洛伊德之喜歡單純和厭惡繁瑣，同他性格中的其它兩個特性有極密切的聯繫：即厭惡形式化和不願忍受各種人為的限制。他對形式主義的厭煩，有一部分歸因於他生長的貧賤環境，使他少有進行社交往來的機會。……弗洛伊德對於複雜的保護性措施，特別是人們經常引用到生活關系中的那些法律方面的保護性措施最為厭煩。他認為，假如兩個人真的互相信賴，這些保護性措施就是多餘的；而如果他們不能彼此信賴，就是有這些繁文縟節的保障，也無濟於事……」

　　弗洛伊德的父親和弗洛伊德本人的這些根深蒂固的單純性格，和他們所處的貧寒家境確實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們時時刻刻身受著來自社會方面的各種壓力和侮辱，而他們又祖祖輩輩過半流浪的生活，所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極為簡單，而且很自然地厭惡「上流社會」的那套虛偽的形式主義的種種習俗。弗洛伊德的父親沒有念過中學，他所認識的世界除了他本人所直接看到的和他周圍的少得可憐的親友所告訴他的那一部分知識以外，再也沒有別的。

　　但是，弗洛伊德的父親和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界和社會，並不是象他們自己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後，在雅可布·弗洛伊德由加里西亞遷往摩拉維亞前後，在歐洲各地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具有著扭轉歐洲歷史方向的深刻意義。弗洛伊德的父親雖然沒能認識到所有這些歷史事件的內在意義，但這些事件對弗洛伊德的一生卻產生了深遠的、不可忽視的影響。

　　弗洛伊德家族是猶太人。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猶太人的特殊生活習慣、文化傳統以及猶太人所受到的特殊的社會待遇，始終都影響著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學研究。但另一方面，和其他定居於歐洲的猶太人一樣，弗洛伊德家族也受到了他們所接觸到的周圍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當時當地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

　　弗洛伊德家族已有三個世紀的時間生活於日耳曼民族所群居的社會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十五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歷史變遷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變革，都給予弗洛伊德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當弗洛伊德於十九世紀中葉出生於摩拉維亞的一個小城市的時候，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大日耳曼國家已經歷了自十五、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深刻變化。在弗洛伊德身上，與其說體現了單純的猶太民族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不如說集中了猶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積累的那些複雜的歷史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可布·弗洛伊德決心從加里西亞遷往摩拉維亞時，整個歐洲發生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這就是發生在一八四八年前後的歐洲革命。這場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同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拿破崙的東征、摧毀和削弱，包括普魯士、俄國在內的腐朽的封建勢力和天主教教會勢力有密切關係。一向受天主教會和普魯士腐朽勢力迫害的猶太人，包括弗洛伊德家族在內，都對自拿破崙東征以來，在整個歐洲大陸所發生的社會變革產生了由衷的和本能的興奮心情。

　　據保羅·羅森說，古代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和拿破崙，是弗洛伊德從小就敬仰著的兩位英雄。因為正是歷史上的這兩位英雄，率領著強大的軍隊，翻越阿爾卑斯山，打敗了歧視和壓迫猶太人的「神聖羅馬帝國」和天主教會，從而實現了弗洛伊德的復仇理想。

　　摩拉維亞在當時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在這裡，同奧地利其他地區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這裡是奧地利的比較發達的經濟區之一。作為捷克的一部分，同奧地利的其他地區相比，這裡較早地發展了先進的工業。捷克走上近代工業的發展道路，比它東面和南面的其他斯拉夫國家要早得多；即使同壓迫著它的奧地利相比，捷克在經濟上也要發達得多。

　　第二，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一樣是民族矛盾最尖銳的地區。捷克是在一六二零年的「白山戰役」後失去自己的獨立而淪為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俄國十九世紀著名的作家赫爾岑寫道：「奧地利用了兩個世紀的時間有系統地把捷克這個民族的一切獨特的、具有民族特點的東西扼殺了。」（《赫爾岑全集》）古老的布拉格大學被操縱在企圖扼殺一切進步文化傳統的耶穌會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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