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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這個劇本由忠實的朋友夏爾·梅松納夫出資印了出來,作者在題獻中對他表示感謝。他給亞歷山大·大仲馬寫的另一個詩體題獻印在保存于國立圖書館的那部劇本上;這個題獻挺有意思,回答了評論界各種含沙射影的譏諷。

  先生,我對您的支持感到莫大榮幸,
  承蒙您關照,我成了一個勝利的人,
  您豈止助我一臂之力?因為,
  誰都曉得,這傾注了您一片真情。
  讓您去擁抱這新生的孩子,
  我實在深感不安……但是,
  有時候,人們也為孩子題詩獻辭,
  不少丈夫卻不肯做這種好事!
  慷慨的聖馬丁②,您盡自己的能力,
  把半件大衣獻給了窮人。
  人們發現我比平時穿得講究,
  可是您的衣服似乎並沒有離身。

  【②聖馬丁(約生於316年,死於396年至400年之間);傳說以仁慈著稱,曾跟一位窮人合穿自己的大衣。】

  這位年輕作家老老實實地承認,他取得的一切成就皆得益於他那位兄長的經驗;這簡直稱得上一種合作,不是說在編寫劇本時進行合作,而是在情節安排上進行合作。當然,這並不排除對劇本本身提出各種意見。大仲馬不局限於出一些含糊的主意,而是一位扎扎實實的批評者。把劇本搬上舞臺的經理與劇作者之間,一般都進行這種推心置腹的交談。可這一回,經理是個很有地位的文學家,因此能夠提出各種中肯的批評;以後,儒勒·凡爾納又遇著一個機會,他與之打交道的出版商恰好是個作家。

  這個劇本一共演出12場,他拿到手的卻只有15法郎!

  根據使用小開本的紙張和潦草而有力的書法,我們可將一部兩幕散文體喜劇《拉吉馬爾》的創作日期定為1850年。

  在1850年,他跟一位南特人的關係更加密切。這位南特人就是他同樓層的鄰居、音樂家伊尼亞。他給伊尼亞寫了一個歌劇劇本《一千零一夜》。這兩位青年彼此並不陌生,他們兩家都住在費多鳥的讓—雅克—盧梭街,但阿裡斯蒂德·伊尼亞比他大6歲。那時,儒勒幾乎難以成為他的夥伴。他們少年時代顯得非常明顯的這種年齡上的差距根本算不了什麼,從今以後,一種親密的友誼把兩位年輕人聯繫起來了;友誼產生合作,這位文學青年創作了許多歌詞,並由伊尼亞譜寫了歌曲。

  伊尼亞是個出色的音樂家,但他的聲望跟他的成就不相稱。他是夏布裡埃的音樂教師。他譜寫了許多合奏曲,繼《協奏華爾茲舞曲》、《浪漫華爾茲舞曲》和好幾部喜歌劇之後,又創作了《哈姆雷特》,他大概故意使這部歌劇具有與瓦格納風格截然不同的特點。

  1851年,儒勒·凡爾納開始創作一部獨幕詩體喜劇——題目州《列奧納多·達·芬奇》,後來又改為《拉·季奧孔達》,最後定為《蒙娜·麗薩》——直至1856年,他還在寫這部喜劇哩!1852年8月21日,他在信中對父親說:「我那部《列奧納多·達·芬奇》占去我許多時間,這是按繆塞的風格創作的喜劇……我認為,我和米歇爾·卡雷一定會把它寫完……」。在1855年6月21日給他母親的一封信中有這麼一句:「我重新改寫了《拉·季·奧孔達》的大部分章節。」1855年11月20日,他告訴母親說,他要給《拉·季奧孔達》另取一個題目。我們以後再來談談這部作品。

  1852年左右,他跟夏爾·瓦呂特合作,寫了一部五幕悲劇《蒙萊裡城堡》,1857年左右,他倆又合編了一出小歌劇《薩比納人》,可惜該劇現只存第一幕,因劇中暗示性地提到1857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所以我們確定為這個日期。

  跟皮特爾·謝瓦利埃爾合作編寫的成語喜劇《加利福尼亞的城堡或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於1852年發表在《家庭博覽》雜誌上。據1851年6月29日的信進行推測,這個時期,他很可能跟曾創辦「淘金者學會」的雅克·阿拉戈經常來往。

  在1853年4月17日給他母親的一封信中,我們還發現他對於父親就五幕詩體劇《當今的幸運兒》,所提出的有益建議感到十分滿意。

  他跟米歇爾·卡雷一起寫了一出小歌劇《科蘭·馬亞爾》,伊尼亞為該劇譜了歌曲。1853年4月18日,該劇在巴黎歌劇院上演。他們三人還合作編寫了另一出小歌劇《佩戴牛至花的夥伴》。這出小歌劇雖被採用,但直至1855年6月6日才在巴黎歌劇院演出。

  儒勒·凡爾納與夏爾·瓦呂特合編的喜劇《養子》大概也屬￿同一時期的作品。M·埃斯凱希在拉塞納爾圖書館找到了該劇的手稿。

  喜劇《在阿杜爾河邊》大概是在1855年前後編寫的,因手稿上注有地址:博納·努韋爾林蔭道18號。詩體喜劇《反對暴君之戰》可能寫於同一年。

  1857年,巴黎滑稽劇院演出了伊尼亞譜曲的滑稽歌劇《德·香龐澤先生》。與米歇爾·卡雷合作編寫、由伊尼亞譜曲的獨幕喜歌劇《阿登旅店》於1860年12月1日在巴黎劇院演出。

  與夏爾·瓦呂特合作編寫的散文體3幕喜劇《禁閉十一天》於1861年6月1日在滑稽歌舞劇院演出。

  3幕喜劇《一位美洲來的侄兒或兩位弗隆蒂尼亞克人》雖寫於1861年,但直至1873年4月17日才在克呂尼劇院公演。

  必須承認,這位劇作者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這是一個不直低估的時期。這個時期,這位年輕作家一直處於窘困之中,從而使他接觸到人生的各種嚴酷現實。「所需要的不是稍許的優裕,而是日常的必需品」,1851年,他給父親這樣寫道。

  眼下,他要生活,而且他覺察得出,他成了父親的一個沉重負擔,因為,他父親雖操勞一輩子,也只能獲得一種有限度的寬裕。他不得不承認,他目前還沒有職業,他正在尋求一種職業;他想到一個公證人那裡找點事幹幹,希望每月掙得50法郎,但他終於還是放棄了這種打算,因為這樣一來,他就沒時間寫作了。他到一家銀行幹過一陣子,但很快就感到失望;他只好去給學生上法律補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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