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鋼似鐵-鐵托(30)

三〇

　　鐵托事先沒有通知，便敲響了作家的家門。

　　克爾萊紮出現在門口，當初，他以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人。鐵托見老友沒認出他，笑了起來。當主人聽到那清晰、熱情而親切爽朗的笑聲時，便知道是誰到了。

　　作家後來回憶說：

　　「乍一看，我覺得他沒有什麼變化；但他是大大地變了，完全、徹底地變了。他安祥。自信而質樸，正像那種已經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懷疑、意識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們談了整整一夜。當時，克爾萊紮剛從意大利回來，他向鐵托講述了他所見到的法西斯主義的情況。

　　作家又談到了他老早就發現的鐵托的「固執」脾氣。鐵托聽罷，哈哈大笑後對作家說，他回到克羅地亞後，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懷鄉之情所驅使，回到了他的家鄉庫姆羅維茨村，儘管他的家已經不在那裡，儘管有被人認出來的危險。鐵托說，在黑暗之中，他站在舊居的幾棵果樹下，聽著大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淌聲，聞著房舍中發出來的熟悉的氣味，包括鄰居的糞堆和馬廄的氣味。鐵托說，他覺得一切都沒有變——甚至溪中的死貓和一扇破門的嘎吱聲都沒有變。

　　從克爾萊紮那裡，鐵托不僅瞭解到了革命文藝隊伍的思想情緒和要求，而且瞭解了大量的社會現實情況。他們的友誼更加深厚。建國後，克爾萊紮一直是敢於向鐵托直言的幾個作家中的一個。

　　鐵托與密洛凡·吉拉斯的聯繫，代表了他與新一代革命者建立關係的一般情況。

　　他早就聽到了密洛凡·吉拉斯這個名字，並對他在大學生中開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滿意。他給吉拉斯發了一封信，讓他速來薩格勒布，共商治黨大計。

　　當時，吉拉斯剛剛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他原先在貝爾格萊德大學任教，並在學生中開展党的工作。

　　吉拉斯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早在1937年，從薩格勒布來的消息說，中央委員會的一名委員要求從貝爾格萊德派去一個同志。那年冬天的大暴露幾乎使整個貝爾格萊德的黨組織蕩然無存。只有一所大學倖免，沒有一個人被捕。這是因為一位同志在警察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他拒絕洩露他和這個大學的聯繫。我們之中只有少數人保存了下來。我是其中之一，因為在大逮捕時我正在監獄裡。

　　我乘火車到薩格勒布，一直防備是否有警察跟蹤。我來到了預先安排好的地方——我們的一個同志音樂家帕夫勒·馬爾科伐茨的房間裡。我發現中央委員正在那裡等我。他中等身材，消瘦但非常結實。他的面孔堅強而鎮靜，同時還有些親切。他的眼睛是藍色的、溫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地下工作習慣上是不請教姓名的。他問到我關於貝爾格萊德的情況。我向他報告了警察所做的一切。他安祥地聽著，然後開始勸告我。

　　說實話，他給我的勸告對我們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來說是新鮮的。我們感到我們是生活在沉悶的、不可理解的環境中，你不屈不撓地工作，團結了一些人，建立了一個組織，突然間一次暴露放一網打盡。我們的同志遭到警察的酷刑，然後被關進監獄。少數倖存者又重新組織起來，又遇到同樣的困難。儘管我們有這種經驗，但是我們卻不願改變這種情況。

　　這位中央委員解釋了新的綱領，卻從不提到他已悄悄地搗成碎粉的舊形式。他告訴我如何按照新的標準選擇党的幹部，那些工廠、車間、學校裡受到信任的人。為了我們個人的安全，我們不應該再培養一小批已經是知名的人士。這個委員交給我們的任務並不困難，稍加努力就可以完成。離開以前，他告訴我中央委員會將搬到國內以便直接和人民接觸。他並且告訴我說，青年領導必須建立，他要求我從大學裡選這一個我認為最好的、不妥協的、頭腦清楚的小夥子。

　　我們分手時約定，我在一個短時期以後要同這個青年一道回到薩格勒布。在火車上我絞盡腦汁來回憶我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人。我認為我一定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他。但是在什麼地方呢？當火車經過斯雷姆斯卡密特羅維查時（那裡有一個監獄），他閃過了我的腦海。莫薩·皮雅傑畫過這個人的肖像，當他們一同在監獄裡的時候。我模糊地回憶起皮雅傑曾經告訴我他是一個工人，名叫布羅茲。

　　我來到貝爾格萊德，找到了亞歷山大·蘭科維奇一馬爾科，他在監獄裡關了6年。

　　我同我的同志們討論派哪個青年到布羅茲那裡去，我們決定派伊凡一洛拉·裡巴爾，一個讀法律的學生。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青年，在大學裡的共產黨員中頗享盛名。

　　幾天以後我回到薩格勒布，又遇見了布羅茲。在我們開始會談以前，我對他說：

　　「同志，我認識你。當你在監獄時，莫薩·皮雅傑給我看過他在列波格拉瓦給你畫的肖像。他告訴我你的名字是布羅茲。我現在認出你來了。」鐵托揮動著他的手笑了起來。

　　鐵托活動的中心是薩格勒布。這裡的警察力量比貝爾格萊德弱得多，而這裡的情況他十分熟悉。

　　但薩格勒布的黨組織被徹底搗垮了，鐵托必須重新建立党的指揮中心。

　　不過，鐵托並沒有急著把新班子組建起來。他決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來找到省委新領導的線索全部中斷之後再說。在此情況下，鐵托利用每一個部門的合法的工作形式進行工作，委任這些部門的領導，使他們直接與他本人進行聯繫，而暫不建立組織系統，如工會是合法的，鐵托便指定某幾個人組成工會委員會，在工人中開展党的工作。這一形式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然後才組建了黨的省委會。

　　1937年8月1日夜半時分，克羅地亞地區的19名代表在鐵托的主持下，在薩莫博爾郊外的一個樹林裡召開代表會議，選出了由12名委員組成的克羅地亞中央委員會。所以稱「中央委員會」，是在執行1934年共產國際的決定。

　　那時共產國際決定克羅地亞要成立獨立的黨組織。而這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鐵托交給了弗拉吉米爾·巴卡裡奇。他的父親作為法官，曾經審訊過鐵托。

　　其他地區的黨組織的情況與克羅地亞不同，鐵托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黨的組織系統。

　　1937年4月，斯洛文尼亞已經成立了單獨的黨組織。新委員會成立之後，鐵托便把領導這個委員會的重擔交給了剛從莫斯科歸來的愛德華·卡德爾。

　　在貝爾格萊德，鐵托把重任交給了密洛凡。古拉斯和蘭科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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