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捭闔-斯大林(29)

二九

　　1920年他指揮高加索方面軍打敗了鄧尼金的部隊。他使紅軍充滿活力，他是紅軍力量日益強大的象徵。作為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和功勳卓著的將領，作為紅色革命政權的忠誠保衛者，圖哈切夫斯基享有廣泛的聲譽。除掉總參謀部這位強有力的領導，猶如推倒了一棵大樹，加上大批高級和中級軍官被整肅，在下級軍官和士兵中存在著嚴重的紀律鬆弛傾向，致使衛國戰爭初期，蘇軍防務和指揮陷入極度混亂，遭受了不應有的嚴重損失。

　　然而，在監獄中倖存下來的軍官，他們雖然受盡折磨，但總算掙扎著活下來了，在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他們英勇地為祖國而戰。有的光榮戰死，有的為祖國立了大功，像羅科索夫斯基、戈爾巴托大、波德拉斯等人就是這方面的光榮代表。

　　斯大林發動的這場肅反運動，不僅給全黨全國帶來了巨大災難，而且給他的家庭和親屬也帶來了莫大的不幸。1932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納佳在和他發生了一場口角後，當天夜裡就用一支小左輪手槍自殺了。這件事雖然是因為在招待會上飲酒問題引起的，但這件事的實質卻反映了斯大林的妻子對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為的嚴重不滿和抗議。當她聽到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由於強迫命令許多人被拉出去槍斃，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聯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過去的戰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於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路線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見而在挨整時，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採取了這種憤懣的激烈行動。

　　妻子的自殺，極大地震動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她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擔心人們會說他是個嚴酷的、毫不體貼妻子的丈夫，竭力表明自己總是熱愛和尊敬妻子的。他問他周圍的人，難道他少陪她去幾次戲院算是真正嚴重的問題嗎？她竟然發出這樣的怨言，這說明她是多麼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的死對斯大林來說是一可怕的打擊，使他的心靈變得如此空虛，以致失去了對同志、對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她留給丈夫的一張條子也傷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氣憤。這張條子被立即毀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兒從看到過這張條子的人那裡得知，條子上充滿了對他個人以及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申斥和指責。當時正是農村為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出現的強迫現象最嚴重的時候。她從同學和朋友中聽到一些殘酷無情的傳說。她感到驚駭，就怪罪於他。

　　對斯大林來說，被他視為「最親密和忠誠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這張最後的條子，是一次毀滅性的「背叛」。他悲憤欲絕。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他走近棺木站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推開棺木，轉身走了，他甚至沒有去參加葬禮。斯大林認為她是作為一個反對他的持不同政見者離開他的。因此，他拒絕到新聖母公墓去看妻子的墳。

　　之後，為了減少精神上的痛苦，斯大林搬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另一套房間去住，因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同住過的那套房間裡。坐落在祖巴洛沃的那座別墅，經常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他的孩子們仍然上那兒去。他卻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在以後的20年中他一直單身住在那裡。但是他從未忘懷過她，在後來的歲月裡，斯大林把納佳在1929年春天和夏天心情愉快時拍的照片，放大後掛在他克里姆林宮的住宅和別墅的牆上。他往往難以忘懷地談起她。妻子為什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為什麼不支持他進行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他試圖理解這一切。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那娃，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對她的媽媽曾作過如下的回憶：

　　「我和媽媽的最後一次見面大概就是她逝世的前夜，不然就是她死前的一兩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間裡，叫我坐在她心愛的軟榻上，久久地教導我應該作一個什麼樣的人，並且如何作人。她說：『不要喝酒！永遠不要喝酒！』這是她和父親爭吵的回聲。按著高加索的習慣，逢年過節總是讓孩子喝點上等葡萄酒。在她的眼裡，這就是學壞的開端，不會有好結果。大概她是對的，後來我哥哥瓦西裡就死於酒精中毒。這一天我在她的軟榻上坐了很久，由於我總是很難得見到媽媽，所以這最後一次十分清楚。」「媽媽是個非常內向的、自尊心很強的人。她情緒不好時，也從來不承認心裡有什麼事。她不喜歡談她個人的事情。為此，外祖母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媽常和她生氣，因為她們都是非常外向的人，心直口快，想什麼就說什麼。」「問題在於母親一直堅持她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她從不妥協。她自己屬革命的年輕一代，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計劃的熱情勞動者。他們是具有堅強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設者，他們自己就是新的人，他們虔誠地相信革命把人們從市儈習氣和舊社會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義的全部力量相信這一切，而她周圍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她的信念。在這些人中間，我父親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範。一個年輕的中學生就是這樣看他的；他是一個剛從西伯利亞歸來的『百折不撓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對她來說，在很長時間內，父親在她心中就是這樣的人；但並非永遠如此……」「我的保姆告訴我，說在我母親死前不久，她十分憂鬱，脾氣也不好。

　　這時有一位她中學時期的女友去看她，她們就坐在我的兒童室裡談話，我的保姆曾聽到她說：『一切都煩惱極了』，『一切都討厭死了』，『沒有一件高興的事』……不幸的是，1932年的秋天，一個親人都不在莫斯科，巴維爾舅舅和斯瓦尼澤全家遠在柏林；安娜·謝爾蓋那芙娜舅媽和她的丈夫在哈爾科夫，外祖父在索契。這時媽媽從工學院剛剛畢業，身體也過於疲倦。

　　「她的神經本來就有毛病，完全不能喝酒；酒對她的身體很有害，因此不愛喝酒，而且當大家喝酒時她就非常害怕。父親曾對我講過：有一次媽媽從工學院參加晚會回來，她喝了一點酒就完全病倒了，兩臂都痙攣了。父親扶她睡下，安慰了她，於是媽媽說：『你還是有點愛我！……』這是他在戰前親自對我說的。在他死前的最後幾年，他越來越常回憶起媽媽，並且一直在尋找致媽媽于死命的『罪魁禍首』是誰、是什麼？

　　「如果說當時父親都不瞭解媽媽，那麼在事隔20年之後，他已經完全不能理解她，而且也忘記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了……幸好他現在談起媽媽的時候，態度緩和了些，甚至有些憐憫她，提起自殺的事也不責怪她了……

　　「那個時候，常有開槍自殺的事。托洛茨基主義已經埋葬，開始了集體化，反對派的派系鬥爭分裂了黨……我想這一切都不能不對媽媽的思想有所影響，因為她這個人十分敏感，容易衝動。阿利盧耶夫全家的人，為人行事都很有分寸，有些神經質，生性謹慎。這是一種演員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說過：

　　『不能把一匹戰馬和一隻戰戰兢兢的鹿套在一輛車上。』」納佳死後，斯大林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他對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層陰影，同親屬和朋友的關係疏遠了。他相信一切現行的或潛在的反對派必須根除和摧毀。他的猜忌、獨裁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