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梟雄-戈林(15)

一五

　　在後來的歲月裡，戈林每當想起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子，就不寒而慄。他清楚地記得，在當時他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看到卡琳絕望的表情時，似乎覺得自己已經走入了一個永遠也無法走出的深淵之中。當他被送進一個單人病室中時，那幾個送他進來的醫生和護士的眼神，分明是在無聲地提醒他：

　　你的一生已經完結。他大聲地向醫生叫喊著：「我不是瘋子，我沒瘋！」他努力使神智保持清醒，拼死拒絕用於建立精神病檔案的拍照。

　　這一痛苦的經歷大約歷時有一個月之久。經過檢查，排除了戈林患有精神病的懷疑。

　　10月7日，戈林終於通過了醫生的全面檢查，出院了。臨走時，他要求主治醫生烏洛爾·金伯格教授寫下如下一份證明：

　　茲證明赫爾曼·馮·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入隆布爾醫院治療，入院時和入院後均無精神病症狀；出院時一切正常，亦無任何精神病的症狀。特此證明。

　　隆布爾醫院1925年10月7日烏洛爾·金伯格教授簽名

　　戈林在得到這份證明時，欣喜若狂，簡直就像當年他得到那枚「藍色馬克斯」一樣。他不再感到絕望，生活重新向他招手，命運又仿佛露出了一絲微笑。他向卡琳說，他要站起來，要獲得他努力爭取的一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戈林出院後，托瑪斯經常到他媽媽的小公寓裡來，「戈林叔叔又變得有趣了」，他對他的父親尼爾斯說。但尼爾斯仍告誡小托瑪斯，不經他的同意不許往卡琳那裡跑。托瑪斯為了避開父親的監視，開始逃學。學校將托瑪斯學習成績日漸下降的情況通知了尼爾斯，為此尼爾斯向卡琳提出了警告。卡琳大為惱火，認為尼爾斯吹毛求疵，企圖剝奪小托瑪斯與她見面的權力，遂向法院起訴，要求獲得小托瑪斯的監護權。尼爾斯也不肯善罷甘休，他委託了一個私人偵探，找到了戈林吸毒的證據。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法院終於判定戈林與患有癲癇病的卡琳不適宜管教托瑪斯，駁回了卡琳的上訴。卡琳不服法院的判決，準備繼續上訴。

　　在再次上訴之前，卡琳請求戈林進行徹底的治療。無奈，戈林只好又一次走進了隆布爾精神病醫院。醫院在他入院的病志中記載：「病人病情減緩，但情緒波動大，以自我為中心，敏感，後背痛。」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戈林又獲得了這樣一份證明：

　　應住斯德哥爾摩市厄登加坦23號的赫爾曼·戈林上尉本人的要求，本院為他進行了停用優可達的戒毒治療。病人于1925年5月4日入院，6月5日出院。出院時，病人已完全停用了上述藥物，也沒有用任何鴉片衍生物的情況。以名譽和良心證明。

　　8月末，卡琳就孩子的監護權問題上訴，戈林也給法院寫了一封信，言及他以前的地位和戰時的「英雄壯舉」，並聲稱願意接受任何醫療和精神病的檢查。但是，法院仍駁回了卡琳的上訴。

　　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戈林在斯德哥爾摩的社交界銷聲匿跡。他在德國的同情者為他找了一個為拜爾發動機廠在斯堪的納維亞推銷飛機發動機的工作。在無聊和失意中，戈林又度過了一段時光。但無論如何，戈林對德國的事情也不能忘懷，可惜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他在德國的「同志們」早已將他忘記，他的黨員資格也被取消。一些曾經與他共過患難的黨內上層人物，對他在政變失敗後的行為不肯原諒——只有他一個人在國外尋歡做樂，而別人，包括元首在內卻在坐牢！戈林有苦難訴，他知道他在這些年的流亡生涯裡，由於納粹的緣故所遭受的一切，只有在他回到德國，見到希特勒才有可能當面分辯得清。1927年1月，戈林在瑞典的托恩布拉德自動降落傘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又獲得了在德國銷售的特許權。這佯，戈林就要回到闊別3年多，令他魂繞夢牽的德國了。

　　戈林感到遺憾的是這次卡琳無法與他同行，因為日益嚴重的心臟病，卡琳被醫生告誡，只能靜養，不適於遠行。當戈林乘坐的火車徐徐離開斯德哥爾摩車站時，卡琳倒在了她姐姐范妮的懷裡，爾後被送到一家醫院搶救。戈林和卡琳都以為這次是他們的永訣。

　　在一個寒風蕭瑟的冬日，落拓潦倒、囊空如洗的戈林回到了柏林，沒有人迎接，沒有人問候。狼狽不堪的戈林思忖再三，決定去羅姆那裡。儘管卡琳對戈林這位粗魯並具有同性戀僻好的夥伴一直極為反感，但他實在無處可去，只能去投奔昔日的夥伴們。裡希特霍芬中隊的老兵們居然在戈林沒有在場的情況下，藉口戈林的戰績並沒有得到證實，將他排除在老兵協會之外。

　　羅姆將戈林安排到音樂家施特雷克那裡。施特雷克讓戈林睡在客廳的沙發上，每天早晨在女傭打掃房間之前起床。在施待雷克那裡小住了幾天之後，戈林才下決心動身與希恃勒見面。

　　戈林第一次與希特勒見面，希待勒對他這位昔日的助手並沒有表現出多少熱情，只是勸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莊腳，其他問題以後再說。戈林在希特勒處僅僅呆了一會兒，希特勒就藉口還有事情，將他給打發走了。戈林回到施特雷克那裡，向主人表示了謝意，就在柏林的庫菲斯騰大街的一家飯店租了一個房間住下。

　　在這一時間裡，戈林與一位名叫保羅·克爾納的年輕人交上了朋友。這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戈林只甲三言兩語便贏得了他的好感和崇拜。此後，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便成了戈林的司機和秘書，他每天用自己的汽車將戈林送到各處去推銷降落傘。納粹党那裡對戈林的到來仍然保持沉默，戈林似乎對回到納粹黨中已不像在瑞典時那樣急不可耐。他在給卡琳的幾封信中，都流露出要在平凡中了此一生的念頭。卡琳透過戈林來信的隻言片語敏感地意識到，她的這位郎君肯定又犯了毒癮，否則不會這樣自暴自棄。

　　卡琳心急如焚，但又不能到德國去，因為她的心臟病越來越嚴重，醫生告訴她，她的病情幾乎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儘管在這種病魔纏身的情況下，卡琳對遠在德國的戈林仍然關懷備至，並盡了最大的努力給他以幫助。她幾乎每週都要給戈林寫一封信，讓他將情況如實地吉訴她。戈林確實如卡琳所想的那樣，他的毒痛又一次復發。雖然，戈林也曾為戰勝毒魔做出過努力，但是他失敗了。在他離開瑞典還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他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深淵之中。9月，戈林回到了瑞典，再次因「濫用嗎啡，每日劑量40～50毫克」住進隆布爾精神病院，接受戒毒治療。

　　聖誕節前夕，戈林出院了。卡琳對戈林又是一番耳提面命，告誡他不能就這樣認輸，他必須與希特勒攤牌，讓希特勒對他的事情真正重視起來。

　　1928年的1月，戈林又回到了柏林。儘管戈林此時還以推銷降落傘為職業，但他早已不把這項工作當回事。他密切地關注著即將開始的德國國會選舉。

　　戈林在納粹党即將提出候選人的前夕，突然來到希特勒的辦公室，要求與希特勒談話。希特勒似乎對戈林這個自己當年的追隨者懷有一定的內疚之感，因此答應了他的請求。戈林開門見山地告訴希特勒，他要作為納粹党的候選人參加竟選。希特勒先是不肯，對戈林推說，由於他離黨的時間太長，恐怕黨內其他的人不會同意。戈林說，他對納粹党的忠誠始終沒變，將他從黨內除名是一些妒忌他的才幹的小人搖唇鼓舌的結果。他不承認將他除名這一事實，因為他比現在一些身居高位的納粹黨人對這個黨的貢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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