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梟雄-戈林(引子)

引子

　　1945年11月20日，德國紐倫堡。

　　這個幾乎在炮火中化為廢墟的城市，一夜之間，成了全世界所矚目的地方，大批記者和各國觀察員雲集于此。原來，它是國際軍事法庭的所在地，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軍事法庭將在這裡首次開庭。

　　當國際軍事法庭庭長、英國法官勞倫斯宣佈開庭，並命令把被告帶到被告席上時，大廳內照相機的鎂光燈不斷閃爍，按動快門的聲音響成一片，人們的目光都緊緊盯在魚貫而入的納粹戰犯們身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前納粹德國的第二號人物、納粹德國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他是這次審判的頭號戰犯。他臉上刻意作出一副桀騖不馴、不屑一顧的神情，但兩眼卻明顯流露出不安。

　　在戰犯就坐後，美國首席起訴人傑克遜檢察長宣讀了對此次審判所涉及的所有犯人的共同起訴書。然後，傑克遜讓每個戰犯就起訴書的內容回答自己是否有罪，這時，戈林站了起來，傲慢地對傑克遜法官說，他要宣讀一份宣言，並拿著一頁紙徑直走到麥克風前。傑克遜法官拒絕了他的要求，戈林卻沒有聽從，迅速念道，「作為大日爾曼帝國的帝國元帥……，」剛念完開頭一句話，庭長勞倫斯厲聲責令戈林遵守秩序，戈林掙扎著在麥克風前說了一句話：「我聲明，根據起訴書，我是無罪的。」

　　紐倫堡審訊共持續了218天。在對戈林的單獨起訴中，檢察官歷數完戈林所犯下的罪行後，出示了大量的證據，其中包括戈林親筆簽署的文件、電話錄音及反映納粹暴行的電影資料等等，同時有證人到場作證。從1946年3月8日起，戈林的律師為戈林作了長達13天的辯護，3月13日是紐倫堡審判的一個高潮，戈林打破了長達5個月的沉默，出庭為自己辯護。這一天，戈林恢復了以往的機敏、沉著和自信，他或慷慨陳辭，妙語連珠，把自己裝扮成一名無辜的愛國者，以引起人們的同情；或避重就輕，狡猾抵賴，逐條反駁起訴書的內容。戈林的表現使得四座皆驚，在場的記者甚至不知道該怎樣寫當天的新聞稿。在後面的審訊中，戈林繼續裝腔作勢，強詞奪理。8月31日，戈林最後一次獲准公開在法庭發言。他聲稱自己從來沒有下令殺害過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想通過戰爭壓迫、奴役、掠奪以至殘害他國人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對自己的民族的摯愛，是為了民族的幸福和自由」。

　　然而，謊言永遠變不成真理，事實終究是事實。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戈林的罪行最終得到確認，他將受到應得的懲罰。

　　10月1日，赫爾曼·戈林作為罪大惡極的戰爭元兇被國際軍事法庭判以絞刑，並被告知，他在4天之內可向德國管制委員會提出上訴，請求減刑，絞刑將於15天后執行。退庭後，戈林告訴他的律師，他不要求減刑，只求能將絞刑改為槍決。

　　10月7日，一位衣飾普通，面容惟悴，看上去疲憊不堪，無比哀痛的女人走進了紐倫堡監獄的會見室，她就是戈林的妻子埃米·戈林。衛兵讓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她一言不發，雙眼發直，癡癡地看著會見室與監舍相連的門。不一會兒，3名荷槍實彈的美國士兵押著戈林走了進來。她突然站起，發瘋似地向門口奔去，眼裡流著淚，嘴裡喊著：「赫爾曼，赫爾曼。」

　　「埃米，看到你真高興，埃達好嗎？……」戈林說著，就想快步迎上，但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停下了腳步。他的手和押解他的美國士兵的手銬在一起，他只好同這名士兵並肩慢慢走到玻璃夾壁前，坐了下來。

　　這是獄方允許戈林同他的妻子所見的最後一面。埃米深情地凝視著他的丈夫，把悲傷咽了下去，緩緩說道：「你已經為你的國家盡了最後的力量，你可以問心無愧地走了，就像戰死沙場的將軍一樣。」戈林深受感動，顫聲說：「埃米，我從來沒想到你會這麼堅強。」接著，他安慰埃米：「他們不會絞死我的，對付我的只有子彈，他們別想絞死赫爾曼·戈林，」

　　在回監舍的路上，戈林的耳邊響起勞倫斯法官的聲音：「戈林是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主要罪魁禍首，對這場戰爭他一貫推波助瀾，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行事，因此不存在減刑的可能。戈林既是德國的政治首腦，也是軍事首腦。

　　他是奴役勞工計劃的負責人，也是納粹德國制定針對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迫害計劃的元兇。上述罪行，他本人供認不諱，其證詞也足以證實他的罪行……

　　被告赫爾曼·戈林，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起訴書所確定的罪行，判處你絞刑。」

　　勞倫斯法官的聲音漸漸遠去，戈林的嘴邊掠過一絲冷笑，他暗暗對自己說：

　　「我決不能死在絞刑架上，帝國元帥應該有自己的死法。」

　　10月15日，紐倫堡的秋夜十分靜謐，滿天的繁星閃著清冷的光。街上早已戒嚴，整個城市闃無聲息。紐倫堡監獄內外，燈火通明，戒備森嚴。監獄四周的各個主要路口都由重型坦克把守，高炮部隊也奉命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將於16日零點對戈林等納粹戰犯處以絞刑。

　　15日這一天，戈林異常安然，一副聽天由命，心如死灰的樣子，他似乎早已作好了赴刑的準備。晚7點，牧師格雷克來到戈林的監舍。當牧師問到戈林的心是否已經歸順了主，戈林答道，他雖然是一個基督徒，卻不能接受基督教的教義。然後，他又對牧師說，「我的內心很平靜，只想休息一下。」

　　牧師走後，戈林平躺在床上，翻看著一本書。大約21點30分左右，獄醫普夫盧克在值班軍官的陪同下走了進來，對戈林作例行的身體檢查。普夫盧克臨走時，同戈林握了握手，戈林向他道了一聲晚安。獄醫走後，戈林躺同床上，好像在平心靜氣地等待著生命最後時刻的到來。透過監舍門上的窺視孔，值班的看守本海姆每隔幾分鐘便察看一下戈林的動靜，始終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樣。大約22點30分，戈林的監舍又換了一位看守——上士哈羅德·約翰遜，他是戈林死亡的目擊者。約翰遜後來回憶道：「他一動不動地躺到10點40分。我在窺視窗裡看到戈林雙手交叉，舉起胳膊，又把雙手放到胸前，把頭轉向了牆。大約兩三分鐘之後，我聽見一聲窒息般的嘶鳴。我急忙一看，發現這聲音是戈林發出的，便大聲喊：快，戈林出事了！我看了一下手錶，核對了時間，當時是10點44分。」

　　獄醫普夫盧克博士和監獄長安德魯斯上校等有關人員聞訊趕來。普夫盧克博士抬起戈林的胳膊，摸了一下他的脈搏，接著，語調低沉地對安德魯斯說：「他已經死了。」第二天，安德魯斯代表獄方向記者發佈消息：「戰犯赫爾曼·戈林未受絞刑，昨夜22點45分，他在自己的監舍服用氰化鉀自殺……需要查明的是，他是如何弄到毒藥的。」

　　戈林服毒自殺留下了一個迷案。在管理嚴格的監獄中，戈林竟能拿到毒藥，實在不能不讓人生疑。戈林死後，有關當局下令對此事進行深入調查，但始終未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結果，在戰後幾十年中，各種傳說不斷出現，更為戈林之死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1967年，安德魯斯把戈林的遺書公諸於世。戈林在這封於1946年10月11日寫給監獄長安德魯斯的信中，寫道：監獄長：

　　自從入獄以來，我身上一直帶著毒藥膠囊。進蒙爾多夫時，我身上有3粒膠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裡，在接受檢查時它很容易被發現；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時就重新收藏起來。在蒙爾多夫和這裡的監禁室我藏得很巧妙，雖然經過徹底檢查，但都沒有被發現。在法庭審訊期間，我把它藏在高筒馬靴裡。第三粒膠囊埋在我的小圓盒的護膚霜中。……那些受命檢查的人無可指責，因為幾乎不存在發現這粒膠囊的可能。

　　看到戈林的供認，起初人們以為懸案真的大白於天下了，可是，推敲一番之後，有人發現戈林說的不是真話，其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懷疑。一是在檢查制度極嚴的紐倫堡監獄裡，特別是在時刻處於監視之下的死囚室裡，根本不可能像戈林所說的那樣長時間隱藏什麼東西而不被搜出；二是即便戈林做到了，他也不會在臨刑四五天前寫下的信中，詳細說明藏藥的地點和方式。

　　假如這封信被發現，毒藥膠囊自然就會被找到，戈林照理不會冒那麼大的風險。如此看來，戈林好像在掩蓋什麼。後來，人們的看法同戈林死後獄方的秘密調查的結論逐漸趨於一致，基本斷定戈林絕對無法把毒藥藏在自己身邊，而是藏在另外的地方，這個地方很有可能是犯人存放私人物品的儲藏室。

　　即便知道了這些，在戈林自殺事件中，仍有許多疑點。戈林是如何躲過嚴密的監視，在適當的時機把藏在別處的毒藥拿到手的，成了迷案的焦點。

　　有人暗中幫助了戈林，這已確定無疑。問題是幫助戈林的人到底是誰？最值得懷疑的是一名叫維利斯的美國中尉軍官。他不知出於何種動機，對在押的戈林表示過同情，並在職權範圍內為戈林提供了一些方便，比如，他曾替戈林給埃米送過信。戈林入獄時的物品登記清單上記有一枝刻有戈林名字的鋼筆和一塊瑞士手錶，但後來在埃米簽收遺物的清單上，這兩件東西卻不見了。

　　1954年維利斯死後，他的遺孀承認，戈林把它們送給了維利斯，東西仍收藏在她的家裡。種種跡象表明，戈林同維利斯之間確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兩人很可能作過一筆不為人知的交易。

　　就在最近，美國的一位研究者宣佈，他通過大量的資料查明，幫助戈林拿到毒藥的人確為維利斯。維利斯曾負責保管戈林存放在儲藏室的物品，他同戈林達成默契，在監視戈林進儲藏室取東西時，他故意把眼光轉向別處，使戈林有機會把毒藥拿到手。

　　戈林終於按照他自己選擇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用自己的雙手為其罪惡的一生劃上了一個黑色的句號。在他的身後留下了迷案，也留下了千古惡名。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