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87)_學達書庫

八七

　　會議草草收場，岡村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卻又不好向這些方面軍大員發作。於是，岡村惱羞成怒之際，藉故將派遣軍參謀長松井太久郎從身邊調走，換上了小林淺三郎中將。他認為松井在協助自己制定計劃時態度就不堅決，到大本營彙報和遊說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搗重慶大後方的計劃告吹了，根據大本營要他準備迎擊美軍登陸的指令，他只好擬定了以長江下游的三角地帶（滬、杭地區）為主戰場，以廣東和山東半島為分戰場的作戰方案。為此，他把遠在廣西桂、柳一帶的第11軍作為對付美軍的決戰兵力，邊與中國軍隊交火邊後撤，向滬杭地區集中；同時他仍向大本營積極反映自己的主張，等待批准。這件事，就暫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軍總司令以後，他另一件費盡心機的事情是所謂「和平」工作。他之所以強烈主張進攻四川，其實也是企圖以軍事壓力作配合，在有利於日本的條件下實現停戰。「自我就任總司令官直至停戰的8個月期間，最重要事項有二，即進攻四川計劃及開展對重慶工作。」東條英機內閣在1944年7月下臺後，小磯國昭隨即組閣，轉年初他通過杉山元陸相向岡村發出指示，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全權負責對重慶的和平工作。

　　岡村在侵華日軍將領中，素有所謂「不擴大派」之稱，又因自青年時代起長期在華工作，在中國軍政界有許多熟人，所以，東京認為由他主持這項工作，不致引起重慶方面的反感。當初，預感到日本戰局敗勢已定的大本營，讓岡村當這個末任總司令官，也是有這種考慮的。

　　說來話長，早先「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岡村就不持積極態度。他當時任日軍第2師團師團長，駐紮在哈爾濱。他認為，經他手簽訂的《塘沽協定》，已使中國事實上默認了日本對東北地區的佔領，協定中停戰線之劃定，也是日本控制了華北部分地區，這是帝國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極限，「事件繼續發展雖屬勢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國力無法承受」。在這一點上，他與日軍中另一個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爾態度一致。岡村政治上極端反共，他當年簽訂完《塘沽協定》後，在與中國軍界要人何應欽的交談中說：「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何的預言：『實際上我國現在最難辦的是共產黨勢力的抬頭，故而不願引起對外問題。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對我國的壓迫，其結果中日兩國都將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因此，當時我對何的說法，立即表示同感。經過幾年之後，我在南京陷入向何應欽投降的窘境，何的預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2年半以後，日本開始嘗到了苦頭。岡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記中寫道：「那次蘆溝橋事變，一開始就是錯誤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域的認識，對當今中國要求統一的覺悟判斷錯誤。（2）輕視對作戰成果的消化，政務不統一，煞費苦心于建立新政權。（3）對蔣介石的人格、實力的錯誤估計，日本內閣過於頻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陸軍意見不統一。（4）由於陸軍當局的強硬態度，不注意蔣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決的機會。」

　　他認為，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沒有穩定的戰略，朝今夕改，放棄不擴大方針是個失策；而佔領南京、武漢後，近衛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更是錯誤的。他不同意拋開蔣介石，另立汪精衛政權，「扶植沒有武裝力量的汪政權組織政府，逼迫重慶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瞭解中國的人才會作出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實力的政權是維持不久的，孫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剛剛率第11軍攻佔武漢不久，他在日記中還寫道：「（佔領武漢後）日本面臨著的是，應如何與重慶商談改善關係的問題，然而卻熱衷於搞汪精衛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顛倒了。日本政府和陸軍當局看錯了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性格和他的實力。」在他看來，日軍佔領武漢後就此罷手，還來得及與蔣介石談判停戰的條件，對日本是有利的，而讓汪精衛成立新的「中國政府」，實際上等於否定了蔣介石的存在。他認為蔣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談判停戰條件時哪怕只在形式上「對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價高一些，或許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樣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權上臺，只能增強蔣抗戰到底的決心。

　　當然，作為日軍高級將領，個人私下在日記裡流露的看法，絲毫不影響他指揮部隊在戰場上拼殺。對此，他曾自我表白道：「個人有不同意見，但一旦成為決議，那麼忠實執行是有教養的人應採取的態度。尤其是軍人，必須服從上層領導所決定的事，為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而盡職，這是軍人的本分，我也經常教導部下這樣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這一年日美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人秋後達到決定性階段。岡村在11月30日的日記中寫著：「日美交涉毫無進展，帝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重大時刻，我平時雖為樂觀主義者，但思及戰爭前景，未免有所憂慮。但是，作為部隊的司令官，由於關係到部下的士氣，對此只有閉口不談。」他的結論是：在沒有解決日中之間的戰爭時，又發動日美間的戰爭實屬下策。

　　據那位著名卜師小玉吞象追憶：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當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結果斷出凶兆，兩天之後，他瞞著這個結果拜訪岡村，請岡村談出自己對太平洋戰爭前途的看法。岡村當時回答說：「打蔔新加坡，就必須停止這場戰爭，這是唯一的時機。不過，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現在究竟是否有這樣的人物呢？目前日本連一個小村壽太郎（指日俄戰爭講和時的全權大使）都沒有，怎麼辦？」

　　當許多日本人還陶醉於從南洋頻頻傳來的勝利捷報時，岡村卻在12月28日的日記中，對天皇為什麼同意發動這次戰爭感到不可思議，並流露了微詞。具體戰役他力求一鼓作氣。兇猛進攻，而在宏觀戰略上主張謹慎行事，對於一個高級將領來說倒也並不矛盾。

　　這次接到小磯內閣把對重慶工作全權委之於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指令後，他首先開闢了對重慶的無線電聯絡線。「至此，除我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開闢的北京（殷同，後為汪時璟）一重慶（王大禎）聯絡線之外，又開闢了一條無線電聯絡線，聯絡相當頻繁，但是，雙方意見完全對立，無所收穫。所以如此，蓋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開羅會議上已確定戰後對日處理方針，我方的情報機關對此毫無所知，以致始終採取相當強硬態度。」當時，日本曾下最大決心，通過岡村的無線電聯絡線告訴重慶：「中國派遣軍亦可撤至山海關（需時一年），而對方認為撤至山海關仍不滿足，要求我撤出滿洲和朝鮮才行。如此條件在當時不屑一顧。但以後想來，作為投降條件來講，當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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