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21)_學達書庫

二一

　　6月2日，在北京臥底的竹下來電報告了張作霖將在3日乘專車出發。當河本收到專車通過新民屯的情報後，立即命東宮、川越大尉等驅車前往皇姑屯。「突擊隊」悄悄埋伏在旱橋附近。當專車在5時許穿過旱橋時，河本親手按動電鈕，「轟隆」一聲巨響，刺張的陰謀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劃和執行的詳細經過，岡村寧次是回到參謀本部以後，才從同僚那裡探聽到的。機敏的岡村內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計劃，不僅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而且連參謀本部荒木第一部長和小畑作戰課長都知道。當然，若說白川義則陸相、鈴木莊六參謀總長和武藤信義教育總監等陸軍三長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腳的。」但由於他們身處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對政界官僚對事件的「調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為河本說話。這樣，時年44歲，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軍銜的岡村，調來後很快成為陸軍抵制調查和救援河本的前臺中心人物。日本軍頭們真可謂老謀深算。

　　當時，田中內閣在「皇姑屯事件」的處理上甚是為難。日本官方得知炸張為關東軍軍人所為，對國內封鎖消息，稱之為「滿洲某重大事件」，企圖蒙混過去。但是上海和外國報道披露了張作霖被炸的細節並傳到東京。在野勢力抓住這個問題，追究真相和責任，企圖倒閣。如民政黨眾議員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在第56屆議會上，以張案牽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對田中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多虧了田中義一所在的政友會通過拉攏革新俱樂部的議員，勉強拼湊成議會的多數，才使其內閣搪塞過關。但事情未完，反對黨仍在醞釀新的倒閣風潮。

　　田中義一也不敢過分得罪軍部。再說他本人還是軍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過，他的軍人出身屬長州閥派系，正是岡村寧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約」中提出的革新對象。所以，他與軍部那些逐漸掌權的勢力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刺張案發生後，田中曾悄悄告訴元老西園寺公望：「（兇手）好像是日本軍人。」年屆八旬的西園寺公望，人稱「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憲法的主要倡導和制定者，為歷代天皇所倚重，並握有歷屆內閣首相的推薦之權，是日本主張憲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田中說，「如果確為日本軍人，應該斷然予以處罰」，以維護軍紀和日本在國際上的信譽。得到了西園寺的支持，田中義一的腰板才覺得硬了一些。

　　辭別了琵琶老人，田中以總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氣走進了用黑色花崗岩圍起的宮牆，穿過了顯得晦暗的林蔭，由內大臣引到了禦書房，向裕仁啟奏：

　　皇姑屯炸車之後，國際上謠言四起，倫敦《泰晤士報》、美國《紐約
　　時報》強烈地譴責我們，南京的龔德柏寫了個10萬字的小冊子，名叫《日
　　本人謀殺張作霖案》，國內在野黨更以這些消息為藉口，推波助瀾。為了
　　澄清是非，內閣擬著人徹查事件原委，敢請陛下聖斷。

　　這時攝政的裕仁還未正式登基，只見他低垂著眼皮矜持地開口道：「我不希望政府裡出現不當行為，也不希望軍隊裡有什麼不軌行動。」

　　裕仁的話只可意會，可以做出多種解釋，這是這位陛下講話的一貫特點。作為臣屬，是不能刨根問底的。田中必須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說了兩個「不希望」，可以理解為：要是這種「不希望」出現的事出現了，就要追究責任予以懲處；當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這種「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這等事，有了也只好聽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實恰恰是後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舉行了登基典禮。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擁下，裕仁走進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宮，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鑾寶座。回到皇宮後，裕仁又到專門為迎迓天照大神降臨而修築的棚屋裡，單獨地、虔誠地守候著。在進行這些繁瑣、隆重的儀式期間，裕仁無暇過問張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這宗案件壓下去了。

　　但外界輿論仍然紛紛揚揚，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裝聾作啞。於是，田中不得不宣佈由憲兵司令峰幸松組織調查小組，負責查辦該案件，並向國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軍部對田中首相的這一舉措十分不滿。他們認為，「皇姑屯事件」是根據日本分裂「滿蒙」的國策釀成的，而內閣卻要陸軍內部的直接關係者承擔責任，這是不公平的。白川陸相公開發表意見：「對於田中首相對此事件的態度，以及政黨出身的閣僚的心理，極感不愉快。」

　　在白川陸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岡村為避開輿論和內閣方面的耳目，以奉送聖駕去多摩禦陵巡幸為名，跑到原宿火車站，在車站旅館裡召集分頭前來的永田鐵山、小噸敏四郎、東條英機、磯谷廉介等「二葉會」成員開會，商討對付內閣的辦法。會議認為，這件事不僅牽涉到幾個關東軍軍人的處罰問題，而且因為這一事件是為貫徹國策而製造的，若發表真相的話，將給軍隊的威信造成國內和國際上的壞影響，因此調查結果絕對不能公開發表。會議責成岡村以軍部中堅幕僚之意見申訴的形式，將上述意見強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後，岡村他們為擴大盟友，又組織了所謂「星期四會」，每週的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討對付內閣的策略。人們一般認為，昭和陸軍公然與憲制政府對抗始于張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處理這個事件為契機，以岡村寧次一夥當時的軍部少壯軍官，在「二葉會」和「星期四會」的基礎上（後來合併為「一夕會」），形成了向上層施加壓力的強力集團，越來越不受政府的約束了。

　　就在軍部與政府圍繞「皇姑屯事件」的處理勾心鬥角期間，日本政府與歐美列強一道在巴黎簽訂了《凱洛格—白裡安公約》。該公約宣佈以武力和武力威脅作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手段為非法。田中內閣要把自己打扮成愛和平、惡戰爭的內閣，天皇裕仁要體現自己的仁慈，也沒有理由反對「和平」，這樣，就不能不最終下決心處罰幾個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張作霖身死一年多後，日本內閣會議才決定，以關東軍對南滿鐵路及附屬地「警備不善」的理由，給以「行政處分」：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中將「編入預備役」；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停職」；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將和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少將給予「嚴重警告」。張作霖明明是被關東軍軍人策劃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佈上述處分時仍施了個障眼法：「關東軍素與張作霖友好相處，負有保護其安全之責任。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及有關軍官，肩負保護南滿路之重任，對張作霖專車安全，疏於防範，釀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職守，應予調職並受到責備。」即將主動暗殺，換成了張的專車駛經關東軍警備地段時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繼續欺騙公眾輿論。但這件事的處理，總算向議會中的反對黨議員有所交待，田中內閣暫時渡過了一場倒閣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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