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87)

八七

　　為了有助於解決殖民地問題，1958年9月4日，戴高樂在共和國廣場的講演中，拋出了憲法草案，井呼籲批准它。9月28日，全民表決日到了，結果新憲法在法國本上以80％、在海外屬地以95％的多數票獲得通過。接著議會又選舉戴高樂為法國新總統。這是戴高樂自贏得公民投票以後，所取得的又一重大勝利。然而，阿爾及利亞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它隨時都可能危及戴高樂精心制定的一切計劃。他知道，除了採取漸進主義策略外，別無他法。

　　只有這樣，才能拔掉這個定時炸彈的雷管。

　　戴高樂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仍然希望通過調停和平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戴高樂的戰略是朝著全體阿爾及利亞人自決的方向前進。1962年7月1日，通過全民投票，終於使阿爾及利亞獲得了獨立。戴高樂還親自規定，每一個領地都可以自行決定，或是保持現狀，作為部分自治的國家加入共同體，或是與法國合併。作為法國的一個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國共同體自行獨立。作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樂與摩洛哥和突尼斯簽訂了法國從這兩個領地上撤軍的協議。

　　戴高樂對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國內軍、政界殖民勢力的強烈反對。在他們眼中，戴高樂是惡魔，是反基督的，是賣國賊。從1961年9月至1962年8月，曾發生了多起叛亂和謀殺戴高樂的事件。僅謀殺事件就發生了四起。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實際上陰謀者已動了手，但都失敗了。第一次因為出了技術故障，最後一次是由於出現了奇跡，戴高樂才擺脫了厄運，另外兩次在佈置就緒前就敗露了。第一次，陰謀者把裝有90磅可塑性炸藥的煤氣桶及裝有丁烷和一個儲有汽油、肥皂片的罐頭盒子埋在從巴黎通往科龍貝路旁的沙灘裡。1961年9月8日晚上，當總統的汽車經過那裡時，突然被一片火網包圍了，但炸藥沒有爆炸。

　　1962年8月22日，在總統乘車前往庫布萊鎮軍用機場的路上，一夥人從路旁的一輛黃色旅行汽車裡向戴高樂的汽車開火。司機加速前進，但前行了100碼，另一夥人從一條橫街的一部藍色汽車裡向戴高樂的汽車開槍，總共射出了約150發子彈，其中14發擊中了戴高樂那輛特製的、堅固的雪鐵龍牌汽車。有一顆子彈擊破了後窗，在離戴高樂頭部幾英寸的地方掠過。另外兩顆擊中了防彈車輪胎，但沒有打穿。戴高樂在回憶錄中寫道：「但是，僥倖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們誰也沒有中彈，那就讓戴高樂繼續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職責吧！」

　　戴高樂重新當政時已67歲。他感到自己老了。他向他的私人醫生利普什維茲博士吐露過他的心事：「我回來晚了十年，太遲了。」他還對普利文等解放功勳團的夥伴們說：「我是1940年的人物。事實上我已老了20年，不能勇對命運的挑戰了，」然而，西德總理阿登納的訪問，卻使他恢復了信心。1958年9月，他們兩人第一次在科龍貝會面時，阿登納指出，他比戴高樂大14歲，並告訴戴高樂，他認為，一個人可以跨越某一「年齡障礙」，就如飛行員能夠突破聲障一樣。這位總理說，一旦跨越了這個障礙，就可以無定限地活下去。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戴高樂高興地逢人便說：「我已經越過了年齡的障礙，可以無定限地活下去了。」

　　戴高樂不顧年邁和一直存在的阿爾及利亞的危機，不失時機地提出法國要分享世界領導權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打破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霸權地位。這個目的構成了1958年9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爾總統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那份著名的、卻是失敗的備忘錄的基礎。他在備忘錄中提議，在聯盟中建立一個三大國理事會。這個備忘錄表露了戴高樂的如意算盤：如果它被接納的話，他就可以一舉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絕，他將不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合作。

　　在美國人看來，接受戴高樂將軍的要求，就等於給予一個尚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以超級大國的地位。戴高樂非常明白這一點，因此他曾透露法國很願意購買這類武器，但有一個條件，即這類武器一旦為法國所擁有，就必須置於法國的絕對控制之下。否則，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導，法國都有權依靠自己的努力成為核大國。

　　戴高樂已經十分明白，他的建議很難被接受，因此他認為，他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約的問題上自由行事了。戴高樂於1959年3月6日，決定邁出標誌著法國不受北約限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動的第一步。他宣佈撤出受北約控制的法國地中海艦隊。3月25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解釋說，法國目前已經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約束下解脫出來，因為北約的約束使法國不可能保護它在中東、北非、黑非洲和紅海等地的利益。

　　11個月後，法國成了核國家。1960年2月13日，法國第一個原子裝置在雷岡沙漠中心地帶試驗成功，從而提高了法國的大國地位。

　　有人說，戴高樂反美、抗英，願與俄國打交道的對外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對雅爾塔會議的一肚子牢騷，以及他與羅斯福和丘吉爾交往中的積怨。戴高樂一生立志使法國重新具有偉大的形象。像有些偉大的人物一樣，夏爾·戴高樂既是幻想家又是現實主義者，而這兩者又在他身上鬥爭不已。早在1945年5月7日德國投降後，戴高樂就立下了這樣的宏願：

　　我認為，新的時代也許能允許我開始實行我為我的國家所制定的宏大計劃。

　　我們要確保法國在西歐的安全，辦法是防止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對法國再度造成威脅，我們要與西方和東方取得合作，必要時將與這一方或那一方結成必要的聯盟，而不接受對別國的任何形式的依賴。我們要防止仍在增長的，瓦解法蘭西聯邦的危險，使之逐步變為鬆散的聯合。我們要從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戰略上的觀點出發，促使鄰接萊茵河、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的國家組織起來。我們要使這個組織成為世界三大勢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話，就使其成為蘇聯和盎格魯撒克遜這兩個陣營之間的仲裁人。

　　為了探索成立一個歐洲政治組織，1961年7月18日至19日，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一次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一致通過了共同的歐洲政策，甚至連戴高樂本人對這個最後聲明也沒有發表反對意見。但過了不久，戴高樂就改變了主意，他決定在巴黎建立一個委員會，其主席是當時法國駐丹麥的大使，忠誠的戴派人物克裡斯蒂昂？富歇。委員會開始就建立「國家聯盟」問題起草條約。戴高樂的目的是反對建立一個聯邦的歐洲，他需要的是英國

　　人被排斥在外的國家聯盟，戴高樂對其心腹們說，把法國的領導強加于德國已經夠難了；他不能指望把法國的領導強加于英國。麥克米倫錯誤地認為，他的歐洲概念與戴高樂的歐洲概念差不多，這會有利於彼此達成協議。但是，戴高樂把英國看作是美國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麥克米倫唯一能夠糊弄法國的就是斷絕與美國的特殊關係，或者無論如何，聲明準備執行一項「歐洲的」防務政策，即戴高樂式的不受美國支配的政策。但他不能這樣做，即使他能夠這樣做，戴高樂還會找到其他藉口來排斥英國。

　　出於廣泛聯合的考慮，1963年底，戴高樂派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前往北京，做半官方的瞭解情況的旅行。富爾對新中國的成就獲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這次訪問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國是否同意與法國互派大使。1964年1月27日，法國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在1月30日，戴高樂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明了他與中國建交的理由。他說：「法國不得不考慮現實，特別是考慮這樣的事實：在亞洲，沒有中國的參加，就不能辦成任何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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