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41)

四一

　　同時，人們也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正是由於維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萬法國戰俘在法西斯的鐵蹄下經受著各種各樣的苦難；正是由於貝當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國人併吞了阿爾薩斯、洛林及法國北部地區的廣大領土；正是由於賴代爾等人的賣國求榮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國橫徵暴斂，使法國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正是由於維希頭目奉行投降賣國哲學，才使德國法西斯驅使愈來愈多的法國人為他們服苦役。特別當人們看到希特勒的飛機在阿勒頗和大馬士革著陸，日本侵佔了河內和印度支那的時候，看到維希軍隊殘酷鎮壓抗戰人民的時候，維希頭目所說的「為了保衛法蘭西帝國不借與任何人作戰」的說法就不能欺騙任何人了。

　　至於維希政府想用來掩飾投降的所謂「民族革命」，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堆無用的改良措施，有些措施雖然可能暫時緩和一些矛盾，但因為在人們心目中它們是和災禍、奴役分不開的，因之也就失去作用而毫無成效了。相信的人，受騙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貝當元帥自己也承認他的苦惱。

　　1941年8月，他在廣播中說。「我感到吹起了一陣歪風。人們感到心神不安，疑慮佔據了他們的心靈。政府的成信成了問題。命令不能貫徹。一種真正的焦慮衝擊著法國人民。」次年6月，在他要求停戰的二周年那天，他在廣播中說：「我不否認，我的呼籲所得到的反應微小得可憐。」

　　在戴高樂的召喚和抗戰組織的影響下，法國本上的地下抵抗運動，也在秘密地發展起來。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參加抗戰運動。有的在積極編寫、印刷和散發傳單；有的在秘密監視敵人，為抗戰組織提供情報；有的在冒著性命的危險，掩護或護送地下工作人貝；有的在運輸及分散空投或偷運過來的軍用物資；有的在襲攏敵人，或破壞敵人要害部門的通訊聯繫。

　　1941年9月發生了一系列槍殺德國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殺的有：一個剛從地下車站上來的法西斯軍官，南特城衛戍司令，駐防波爾多的一個德國軍官和巴黎塞賓萊大街上的兩名德國兵。其他地區的暗殺也跟著開始了，為了報復，法西斯強盜槍斃了幾百名人質，將好幾于愛國者關進監獄，隨後又把他們送在德國服苦役。敵人還以極重的罰金和勞役來懲罰有德國人遭到暗殺的城鎮居民。當戴高樂聽到這些冒著巨大危險單獨抗敵的法國本土人民的

　　戰績的時候，他的心情是驕傲而又沉重的。他認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當注意保存力量，儘量避免得不償失的犧牲，以備將來有效地配合全國的大反攻或大起義。為此，他在1941年10月23日發表廣播講話說：「德國人被法國人殺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確的。如果德國人不願死在我們手裡，他們就應該呆在自己的家裡……既然他們沒有能夠征服全世界，他們每一個就一定不是俘虜就是死屍，但是，鬥爭必須講究策略。目前我命令淪陷區的人們，不要公開地殺害德國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敵人現在可以大批屠殺我們目前被解除武裝的戰士，作為報復。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們能夠進攻的時候，我就會發出你們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樂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償失的犧牲，同時也必須利用這種由德國人的鎮壓而激起的法國人民的憤怒情緒，以鼓起民族的鬥志。

　　10月25日，德國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爾多各殺害50名人質的第二天，戴高樂在廣播中說：「敵人以為槍斃我愛國志士便可以嚇倒法國。我們將讓他們知道，法國是嚇不倒的。我現在籲請全法國的男子和婦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這天，從4時到4時5分，在他們當時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動，靜默五分鐘。這是一個巨大的警告，同時也是法國精誠團結的證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間，戴高樂又重申了這一號召。事實證明，在許多地區，特別是在工廠裡，這次示威是非常動人的。這一行動表明，戰鬥的法蘭西人民是聽從召喚的，是永遠不會向敵人屈服的。

　　在戴高樂的號召下，在法國大陸，各種各樣的戰鬥組織相繼出現。在所謂自由地區，有弗萊乃上尉領導的「戰鬥隊」，艾曼紐耳？達斯迪埃？德拉維熱裡領導的「解放隊」，讓一皮爾？勒維主持的「義勇軍」，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號召以不同的方式同敵人展開鬥爭，在淪陷區，愛國者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敵人嚴密的監視。任何嫌疑犯都被關進監獄，然後押出國境。因此他們在這一地區的活動是極為分散的，行動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創立的「軍政組織」，黎包舍領導的「自由人」，萊貢特一布納組織的「抵抗者」，加瓦那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諾、在法蘭德斯和礦區由烏克指揮的「北之音」，都表示要為祖國的解放、民族的復興而奉獻力量。

　　這些組織政治觀點不同，他們的共同願望是反對法西斯。他們之間存在的派系之爭，實際上是同法國被佔領的狀況分不開的。起初，抗戰運動是由一些愛國人士以小組的形式組成的。不久，這種小組大量出現，但是很分散，為了避開蓋世大保以及與之配合的納粹機構和維希的保安警察的監視，他們往往互無聯繫，甚至在同一小組同一地段活動的人也互不瞭解。到1943年，抗戰運動發展很快，但還說不上是一個群眾運動，特別是起初，當這些秘密小組紛紛出現時，名目繁雜。

　　後來，許多小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組合併了。其中最重要的組織是「解放」、「戰鬥」、「狙擊兵」和「民族陣線」。「戰鬥」是由兩個組織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合併後組成的。一個是由亨利？弗雷內領導的。另一個是由喬治？皮杜爾（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等基督教民主黨人領導。「狙擊兵」同「戰鬥」一樣。成立于裡昂，這個城市實際上成了法國南部抗戰運動的首都。它的最初領袖是菜維和克洛迪斯—珀蒂。「解放」則是由儀錶非凡、喜歡冒險的人物艾曼紐耳？達斯迪埃？德拉維熱裡創建的。他是一個新聞記者，也當過海軍軍官。重要的「民族陣線」是由共產黨發起的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按行業建立了若干互有聯繫的「民族陣線」。有律師民族陣線，店吏民族陣線，農民民族陣線，婦女民族陣線等。每個陣線都有自己的報紙。它的成員的政治色彩多種多樣，有路易？馬蘭的右翼共和聯盟，有社會黨人，有激進黨人，還有基督教民主黨人。「民族陣線」是在法國甫北兩個地區都能以一個團結一致的整體進行活動的唯一組織。「民族陣線」曾得到過不問政治的吉羅將軍的支持。他向科西嘉的「民族陣線」組織提供了武器，結果使他們把這個島嶼從德國人手中解放了出來。

　　面對著法國本土抗戰組織的紛紛出現，戴高樂極力想把這些組織統一起來，納入他的「自由法國」的統一領導之下。

　　1941年他聽說讓·穆蘭從法國到了裡斯本，正準備到倫敦來。戴高樂瞭解了穆蘭的為人，當德國人進入沙恃爾城時，穆蘭正在埃爾一羅伯爾任省長，他表現了「卓絕的堅定和高貴品質」。法西斯侮辱了他，把他毆傷，並將他關進監獄，可是最後還是將他釋放，並向他道歉和表示敬意。讓·穆蘭一直住在法國的未被佔領區，他在那裡同抗戰運動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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