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06)

一〇六

　　這次研討會討論的課題涉及的範圍很廣。與會者談論得最多的還是DNA的發現及其所開闢的廣闊而又新穎的研究領域。早在幾個月之前，英國生物學家弗雷德裡克·桑格曾經宣佈，他已成功地從球狀蛋白胰島素中分割出四條不同的鏈，並為每條鏈中的氨基酸確定了順序——最終地證明了球狀蛋白質是由多肽鏈組成的。鮑林在將近二十年以前就論述過這一點。一年以前在英國皇家學會會議上對鮑林的蛋白質理論提出的大多數疑問，都得到了大家非常滿意的解答；大家還對阿爾法螺旋和片層結構的正確性和重要性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組在諸如膠原蛋白和肌蛋白那樣的結構問題上，曾經提出過一些設想，但是遭到了英國人的反對。現在，他們主動放棄了這些設想。在這次帕薩迪納大會上，已經聽不到不懷好意的爭辯，正如休斯所說，這次研討會變成了「一次盛大的愛心聯誼會」。

　　在加州理工學院圖書館前面的石階上，五十名左右與會者拍攝了一張合影，它後來成為分子生物學的先驅者們留下的一幀全家福照片。那時，布拉格是這批人中唯一具有諾貝爾獎桂冠的人。但是，排在他周圍的學者中，就有六七個人在接下去的十年中相繼獲得了各自的諾貝爾獎，他們是：德爾布呂克，比德爾，沃森和克裡克，佩魯茨和肯德魯，當然，還有鮑林。

　　Ｘ射線晶體學家多蘿西·霍奇金的缺席，成了飄浮在會議上空唯一的一片烏雲。霍奇金也是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由於美國國務院的阻撓而未能得到進入美國的簽證。她在給鮑林的信中說，她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她和丈夫積極地參與其活動的英國左翼政治團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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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開始衝破政治上保持沉默這一自我約束。在1951年末那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聽證會以後，他退出了好幾個已被列入黑名單的團體，除了一些科學活動以外，他一直回避在公眾場合抛頭露面。在兩年時間裡，他放棄了譴責冷戰瘋狂行為的一切機會——這種場合還是很多的。1951年12月，也就是他下定決心停止政治活動後幾個星期，年輕的內科醫生理查德·李普曼在阿迪斯過世以後，接替他擔任了鮑林的腎科保健醫生。他「情緒非常激動地」打電話給鮑林稱，他和另外兩名醫生被洛杉磯黎巴嫩雪松醫院開除了，其原因是，李普曼說道，「他們不喜歡我的政治信仰」，李普曼和鮑林不但是醫患之間的關係，而且是莫逆之交。鮑林尊重他，不但在於他在腎科方面的研究——鮑林認為他是「全國最為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之一」——而且還因為，在鮑林退出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的日子裡，他們兩人對這一團體的目標持有相同的觀點。

　　鮑林對此事作了進一步的瞭解，很快就得出結論：李普曼已被列入黑名單。在一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李普曼被指摘為有嫌疑的共產黨人。幾個星期以後，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就停發了向李普曼提供的用於腎科研究的資助。接著，醫院就炒了他的魷魚。鮑林很快寫了一封信給醫院的董事長，對醫院董事會採取的行動表示「強烈的憤慨」。與此同時，他又參加了李普曼的一些病人和其他支持者舉行的一次集會，準備組織抗議的活動。

　　要是在早先幾年裡，鮑林很可能會高舉火把走在李普曼的支持者隊伍裡，用比別人更大的嗓音，滔滔不絕地訴說有關方面對一位很有抱負的年輕人施加的不公正待遇，譴責右翼政治毀掉了此人的前程。但是，這一次他一言不發。當他看到他剛剛退出的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開始操縱這些抗議活動時，他就抽身離開了。李普曼的辯護團邀請鮑林在一次公眾抗議集會上發言，他婉言謝絕了，稱他自己身體不適無法出席這一次集會。

　　這是神經脆弱的結果，對於鮑林來說是非常痛苦的。現在，他已溶人自由派人士的大軍，在沉默中企盼反共潮流的衰退，耐心等待著時機，緊閉起自己的雙唇，心底裡卻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時代傷害的人們。然而，除了表示慰問外，他不願採取更多的行動。他曾用一些迂回的方式發洩過自己的憤懣，並且還花了一些時間籌劃成立一個非贏利性的基金會，「完全致力於發現和培養傑出的青年，使之成為思想開放的庇護所」，鼓勵「自強、自信，並不為傳統思維所束縛」，這就是他對李普曼那樣的人表示尊重而採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並沒有成功。

　　後來，他又找到了一種直達的支持方式。李普曼發現，那份黑名單已傳到紐約。他在那裡剛要開始一項新的工作時，就被解雇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亞，帶著絕望的心情來見鮑林。他徵求鮑林的意見，怎樣才能找到事情幹。鮑林決定直接插手這件事，在加州理工學院為李普曼設置了一個職位，讓他擔任他的研究項目的助理之一。這是悄悄地進行安排的，沒有在公眾中張揚。鮑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撫，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著落。不久，鮑林又用同樣的辦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華的政治難友，此人名為托馬斯·佩利，具有醫學學位。鮑林錄用這兩個人作化學研究，別的方面不說，他們夠不夠格總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在化學系中，引來了愈來愈多的人背後的議論。說實在話，鮑林這樣幹，並不是嚴格地出於科學研究的考慮，他是想證明，自己雖然在政治問題上可以沉默，但他仍然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但是，在1952年這一年裡，他在政治上的克制，並沒有使他能生活得更加自在些。在他寫信抨擊黎巴嫩雪松醫院董事長解雇李普曼的做法以後，這位董事長向杜布裡奇反映了這一情況。杜布裡奇將鮑林叫去訓斥了一頓。鮑林為了平息杜布裡奇的怒氣，向他提醒道，這是他個人的行為，並非是公開的政治聲明。鮑林的名字仍列在聯邦調查局的治安監視名單上，洛杉磯的特工每天都要在《工人日報》上查看他的名字有沒有出現。他們還通過安置在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密探，監視鮑林在辛普曼案件中的一舉一動，每隔六個月就向胡佛送一份完整的報告。

　　1952年春天，鮑林的護照案已公之於眾，一個聯邦調查局密探就曾報告說，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又再次討論了開除鮑林的問題，這一次他們考慮是否要中斷合約，並且用他年工資4到5倍的金額作為校方向他支付的違約金。後來，他的護照簽發下來了，這個方案也就擱置了起來。隨後，快到年底時，布登茲在眾議院調查慈善基金會的委員會公開指名道姓稱鮑林是隱藏的共產黨員——在沉寂了一年以後——鮑林的名字又在報紙的標題中出現了。

　　壓力接踵而至。鮑林幾乎已經完全中止了自己的政治活動，然而他的名譽卻照樣不斷地受到攻擊。既然是這樣，再繼續一聲不吭又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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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活動剛結束，鮑林就在某些事情上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寫了一封私信給即將離任的杜魯門總統，請求他頒發行政命令寬恕羅森伯格一家人。鮑林相信，羅森伯格是在一次極其可笑的搜查原子彈間諜的行動中受到不公正指控和審判的。鮑林還在一些公開信上簽名，要求廢除1950年的國內安全法和史密斯法。

　　1952年11月下旬，羅斯福新政的忠實信徒在當地的羅斯福俱樂部舉行一次小型的集會，鮑林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再次申述了他以前的左翼思想，要求當局採取寬容的態度，重新點燃了他埋在心底的火種。能有機會再次把心裡話吐出來，他感到痛快極了。與會者中有一位家庭婦女，後來給鮑林寫了一封信，使他特別受鼓舞。「您能站出來講話，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這位婦女寫道。「您在採取行動時表現出來的勇氣，您在思考時顯示出來的真誠——在大庭廣眾之中——是一件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我相信，由您燃起的燭光必將普照到四面八方。」

　　在此之後，他又再次沉默了。事情很快就變得很清楚，艾森豪威爾執政初期的那些歲月，對於他那樣的左派分子決非是翻身出頭的日子。艾森豪威爾在反共方面似乎執意要超過杜魯門。他任命了許多右派人士擔任政府的要職，其中包括起用狂熱反共的杜勒斯替代國務卿艾奇遜——此時，國務院這個部門仍然不斷受到攻擊，被人指摘為左翼分子同情者的一個堡壘。在艾森豪威爾的班子中，另外一個人是奧維塔·卡爾普·霍比，這個女人被任命為新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她上任後，很快就扣發了共產黨嫌疑分子亨受的聯邦政府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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