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94)

九四

　　梅塞爾遜說他要到芝加哥去。「但是，麥特，」鮑林說道，「這可是言不由衷吧。為什麼不到理工學院來做我的研究生呢？」在游泳池邊，這位世界著名科學家的目光凝視著他，實在可敬可親。梅塞爾遜仰頭看著鮑林，說：「好，我非常願意。」就這樣，他在鮑林的指導下結束了學業，後來又到哈佛大學繼續研究分子生物學，獲得了出類拔萃的成就。就像這樣，一位偉人露臉不大一會兒功夫，迸發出星星點點智慧的火花，隨後，他又鑽進自己的住所，留下這群年輕人繼續嘻笑和玩耍。這是用南加州游泳池聚會形式包裝起來的活動：一群年輕人，豪情滿懷，才華橫溢，大家聚集在一起，說古論今，海闊天空，談論科學，無拘無束，言辭是那麼慷慨激烈，場景是那麼令人激動，實在讓人難以想像。有人回憶說，鮑林的住所經常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地方」。

　　鮑林是深受學生喜愛的一位教授。大多數人將他視為精神領袖，他在山中修行思考，接受神的啟示，然後再將神授真理傳達給芸芸大眾。他給一年級新生講課，已經開始帶上了一種傳奇的色彩。他會不時地穿插一些使人驚詫不已的花樣——他可以用一支5英寸長的計算尺算到小數點後第六位，同時要求一些心存疑慮的一年級學生用手搖計算機驗證他得到的結果（他每一次都是正確的）——對於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化學大師，學生們似乎從心底裡開始喜歡從他頭腦裡不斷流淌出來的睿智才思。聽鮑林講課，「就像身處一場優美的音樂會一樣，」一位聽眾回憶時說道。

　　這些學生開始將鮑林視為自己的楷模。要成為另一個鮑林，一大秘訣在於能識別人們所說的「鮑林點」，「就是指事情已經到達可以求得正確答案的某種火候——此時，若再向前走出一步，或更深入一步，那麼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加複雜，甚至答案也變得更難捉摸，」馬丁·卡普拉斯作了這樣的解釋。卡普拉斯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當時也是坐在鮑林家游泳池邊那些年輕人中的一個。「鮑林點的實質就是審時度勢地尋求正確的答案。」這一重要的技巧只有高明的大師才能真正掌握，這是一種胸懷全域的能力，在關鍵的時刻不在瑣碎的小事面前唉聲歎氣，攻克一個難題時，未必一定要將每一個死角都打掃得乾乾淨淨。這是瀟灑而又不失時機地研究科學的方法。大多數人發現，這幾乎是無法可以模仿的事。

　　對待學生和博士後研究者，鮑林從來都不會採取護著他們走路的方法。他不主張為他們規定好每一步，甚至也不會給他們指出具體的方向——「在這樣一種環境裡，一個人要麼沉入水底，要麼就自己獨立地游向彼岸，」有一位學生回憶著說——不過，隨著鮑林的名聲日漸增大，他和學生為數不多的幾次接觸也漸漸染上了佛學大師傳統佈道的色彩。亞歷山大·裡奇新近取得了碩士的學位，他到鮑林的實驗室裡工作，希望嘗試著做一點科學研究，但遲遲定不下具體的項目：他起先是作鐮狀細胞的研究，後來又一下子跳到碳鍵連接這一個理論課題上。怎麼也激發不了他的想像力。他心裡很焦急，吃不准到底做什麼事為好。

　　1950年的一個晚上，他走進鮑林的書齋，兩個人談論起一般科學的問題，並沒有觸及具體的內容。此時，鮑林順手取出一本有人剛剛寄給他的一本書。那是英國皇家學會關於量子化學的一次會議發表的論文集，其中除了裡奇一直在埋頭進行的理論計算外，沒有什麼其他的內容。鮑林將這本書翻了一下，隨手就將它丟下了。「毫無價值，」他說道，「一堆垃圾。」裡奇問是什麼原因，他答道：「唉，我在30年代就曾苦苦追求，希望能找到精確的解，把這些方程解出，從而得到答案。我解不出來。從那時起，人們開始使用各種各樣的近似方法，嘗試著求解一個又一個問題。近似方法層出不窮，這與用鞭子抽打死馬沒有什麼兩樣。」那天，裡奇一直到開車下山之後，才意識到鮑林是在談論他的未來。「既然萊納斯也無法求解這些問題，」他對自己說道，「為什麼我認為自己比他能做得更好呢？」就是這次旁敲側擊的談論，促使裡奇決定鑽研Ｘ射線晶體學。也正是專業方向的這一改變，為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這一方面的卓越成就創造了條件。

　　梅塞爾遜將鮑林的風格與蘇格拉底的名言相提並論：德性無法言傳，但是可以身教。「我認為這就是萊納斯對人施加影響的風格。」

　　50年代初期，在鮑林周圍受到特別賞識的年輕人中，不少人後來在科學上顯露頭角。這些人聚集在鮑林身邊，深受鮑林的影響。從30年代初鮑林帶第一批學生算起，這些人與鮑林的關係最為密切。

　　§生命的奧秘（續）

　　能為年輕有為的科學工作者充當父親般的角色，鮑林感到非常高興。不過，他生活的最大樂趣永遠在於搞科學研究。1951年以後，鮑林開始將自己在蛋白質問題上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其他長鏈生物分子的結構，其中就有澱粉和核酸。就人體功能而言，這些成分當然沒有蛋白質那樣重要，然而，它們的結構似乎更加簡單，因而相對來說，借助於他的建模方法，也許更容易解決問題。

　　1951年夏天，鮑林開始深入鑽研有關脫氧核糖核酸的材料，並且常常找人討論。現在，大家都將這種成分稱作DNA，它是染色體中核酸最常見的形式。阿斯特貝裡在30年代就曾做過一些塗片的Ｘ光研究，表明DNA是具有重複結構的長鏈分子。這也可能是一種螺旋，但它只含有4個次級單元。這種次級單元稱為核昔酸。這些核昔酸似乎在所有動物的DNA中都可以找到，而且各種核苷酸的數量都近乎相等，這與蛋白質的20種左右氨基酸不一樣，它們在各種分子中的含量是很不相同的，每種核苷酸都是由核糖、磷酸和不同的堿基構成的。堿基是碳氮環結構，一共有4種：腺嘌呤，鳥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鮑林在30年代初進行共振研究時，就有一個課題是在理論上總結鳥嘌呤的結構；這種結構具有平板的形狀，其他三種堿基的形狀似乎也一樣。研究DNA的關鍵在於弄清楚每種堿基是怎樣與核糖和磷酸連接起來構成核昔酸的，然後這些核苷酸又是怎樣連成長鏈的。鮑林認為，與蛋白質的結構相比，弄清楚這一點不會很難。

　　不管是哪種情況，這算不上是一個最為緊迫的問題。DNA在重量上是染色體的一種重要成分，但蛋白質也是一樣。大多數學者認為，蛋白質部分最有可能包含著遺傳的信息。蛋白質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和功能，其次級結構也品種繁多，因而在其複雜性背後就可能隱藏著遺傳特性。相對而言，DNA似乎就比較簡單，它很可能只是一種結構性的成分，只是用來幫助染色體折疊和打開。比德爾這樣想，鮑林也這樣想。在1952年初，幾乎所有重要的遺傳學學者都持這一種觀點。

　　關於與此相反的觀點，唯一的證據來自1944年發表的一篇很不起眼的論文，作者是洛克菲勒研究院學者奧斯瓦爾德·阿佛列。阿佛列發現，DNA本身就能明顯地在肺炎球菌之間傳遞新的遺傳特性。然而，多少年來，誰都沒有留意阿佛列的工作。鮑林知道這一結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究肺炎球菌抗原的人造抗菌素時，就與阿佛列有過接觸——但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我以前就知道DNA是一種遺傳物質的論點，」鮑林說道，「然而我沒有接受這一論點。你們知道，那時我正熱衷於蛋白質的研究，我認為蛋白質最有可能是遺傳物質，不可能是核酸——當然，核酸也有作用。在我著述的有關核酸的文字材料中，我總會提到核蛋白的概念。當時，我考慮得更多的是蛋白質，而不是核酸。」

　　吉拉爾特·奧斯特來自布洛克林·波萊，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客座教授。1951年夏，鮑林與他談論他的研究工作，那時，DNA的結構還只是建模技術的一個有趣課題。奧斯特曾就所含水分對DNA的影響作過一些研究，在他回到美國東部以後，就向鮑林寄去了他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數據。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他突然想到一點意見。「我希望您寫信給倫敦斯特朗德·金斯學院的J·T·朗德爾教授，」他這樣寫道。「他的朋友威爾金斯博士曾經對我說過，他有關於核酸的幾幅非常清晰的纖維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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