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89)

八九

　　信息對於鮑林來說是不可缺少的。由於政治上感受到愈來愈多的麻煩，他不得不反省一下自己在那個領域裡的一些信念；他已經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要麼堅持自己的信念，要麼在一個調查委員會面前低頭。他還是選擇了堅定——與此同時，他仍在想方設法避免受到蔑視調查的指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毫不動搖，對自己充滿信心。他問心無愧。他在這場遊戲中處於上風，根本就沒有退卻之意。在他就要揭開生命奧秘的關頭，他是決不會退卻的。

　　1951年2月28日，正值鮑林50歲生日。鮑林吹滅了下屬為他烤制的生日蛋糕上插著的蠟燭，接受了同事們的良好祝願，然後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篇論文的手稿。此文題為「蛋白質結構：多肽鏈的雙氫鏈螺旋結構」，作者署名為鮑林、科裡、布蘭遜。這篇論文完整而又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構。

　　在等待這篇論文正式發表的時間裡，鮑林的情緒興奮異常，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逢人總免不了要吹上一番，敘說這一研究工作是多麼重要，他們的成果具有怎樣的獨創意義。「我們預測的結構與文獻中介紹的他人成果不同，差別就在於我們的結果非常精確，而他人的成果則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之處，」鮑林在寄出論文後的幾天裡寫信給韋弗時這樣說道。『哦認為，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結果標誌著蛋白質結構問題已得到最終解決。」韋弗也感到非常高興，自己在這二十年裡對鮑林的資助總算沒有白費，因此，他立即派遣洛克菲勒基金常駐記者和出版人喬治·格雷到加州理工學院採訪，為基金受託人準備一份全面的報告。

　　格雷發現，鮑林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作者，一位懂得怎樣使用平易生動而又豐富多彩的語言來介紹自己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我可以設身處地地將自己看作為原子，」鮑林對他說道。「我問自己，要是我是一個碳原子或鈉原子，我將會做些什麼。」）韋弗開始重新考慮，要不要為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和生物學追加幾百萬美元的資助。鮑林在論文尚未刊出以前，還曾寫信給《科學美國人》雜誌編輯丹尼斯·弗拉納根，稱他和科裡已經攻克蛋白質結構的難題，同時還加上了一句：「在我看來，這是最近25年、或許是最近50年裡這一領域中邁出的最為重要的一步。」弗拉納根迅速回信，索取有關這顆「重磅炸彈」的更加詳細的資料，同時還請求鮑林為這家雜誌寫一篇關於蛋白質結構的文章。

　　第一篇論文只不過是引子而已。看來，關於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果一旦發表，問題得到解決，一直縈繞在他頭腦中的其他蛋白質結構問題解決的思想也就非常清楚了一切事物都開始各就各位。他和科裡一起，整個3月份都花在撰寫有關蛋白質結構的其他幾篇論文上。「目前我已忙得不可開交，幾乎雙腳著地的時間也沒有了，」鮑林在3月中旬給一位他從前的學生的信中這樣寫道。「連續不斷日以繼夜地工作，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從二十年前尋找化學鍵的早年歲月算起，這是他從事的最為舒心的科學研究。對於這一成果，連他本人都感到驚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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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鮑林和科裡又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組論文。這是20世紀科學史上最不尋常的幾組論文之一。這組論文共有七篇，幾乎戲劇性地占去了該刊5月號的全部版面。這幾篇文章對蛋白質的片層結構作了詳盡的論述，為羽軸找到了一種新的模型，提出了關於人造多肽、球狀蛋白和肌蛋白的新的思想。對於鮑林來說，最為令人激動的是，為肌腱中的一種重要蛋白——膠原蛋白，找到了他所說的「一種使人目瞪口呆的結構」。他相信，在膠原蛋白中，有三個螺旋相互盤繞，形成了一根單一的腱索。

　　世界上任何一位研究蛋白質的學者，馬上都會體會到鮑林這一研究所具的深遠意義。鮑林設想的這些結構非常完整，而且又極為詳盡。這是一個研究領域，諸多現象以前從來沒有見過，而現在，一下子什麼事情都冒了出來：就像一位學者，畢生都在從事某一項可敬的研究工作，有朝一日，突然柳暗花明，奇思猶如泉湧，結出碩果累累；又像一位作曲的音樂家，在同一天時間裡一口氣創作出七部交響曲來。

　　在英國，布拉格剛剛讀到這些論文，就像中了邪一樣，一頭沖進了亞歷山大·托德在劍橋的化學系辦公室。托德是一位著名的有機化學家，也是鮑林的老朋友。托德在此之前從來就沒有在劍橋大學這個地方見到過這位名叫勞倫斯·布拉格的人。他馬上就注意到這位物理學家漲得通紅的面孔，同時也看到了他抓在手裡的東西——鮑林的論文。「我對他說，我能在化學系辦公室見到他非常高興，問他是什麼東風將他吹來的，」托德回憶道。布拉格「頭腦處於某種發熱的狀態」，想要知道在鮑林的螺旋結構和他本人早先提出的模型之間人們該如何作出抉擇。托德在此之前已經讀過鮑林的手稿，因此直言他肯定要選鮑林的結果，因為其中的肽鏈具有平直的特性。而布拉格聲稱，肽鏈不可能是平面鏈，此時，托德向他介紹了有關共振結構和多鏈特點的知識。「要是你以前向我核對，我肯定會把這些情況給你說清楚，」他說道。布拉格感到十分尷尬，動身返回物理系去了。

　　「我敢斷言，他並未仔細地讀過《化學鍵的本質》一書，」鮑林從托德那裡聽到這件小事時得意地說。

　　佩魯茨利用一個星期六上午，一口氣讀完了鮑林和科裡合寫的全部論文，隨後，他就一頭鑽進了自己的實驗室。要是加州理工學院這些學者的結果是正確的話，那麼在阿爾法螺旋的每一圈裡就應當有3.7個氨基酸，在鏈長方向上每一個氨基酸所占的距離是1.5埃。在蛋白質骨架上，這種氨基酸重複的距離應當在Ｘ射線圖上有所顯示，然而，1.5埃這個尺寸太小，因此，一定要有特殊的試驗才能分辨清楚。不過，做這種試驗還是值得的，因為在為阿爾法角蛋白設想的許多結構中，只有鮑林的螺旋結構才會在感光底片上留下特殊的斑點；其功能就像是阿爾法螺旋留下的「指紋」。佩魯茨在他的Ｘ光射線設備中放置了一根馬鬃，在其周圍圍上了一圈感光膠片，以便拍攝預期的反射現象。他按下了快門。底片沖出來之後，他馬上掃視了整個畫面。一點不錯：就在照片的遠端邊緣，看到了一個模糊的斑點。

　　這一反射現象表明存在著每隔1.5埃重複一次的結構性現象。佩魯茨又將一根豪豬刺進行Ｘ光照射試驗，同樣也發現了這一反射現象。他後來又對人造多肽和血紅蛋白作了同樣的測定。他甚至還在若干年前拍攝的蛋白質Ｘ光照片的遠端邊緣發現了這種斑點，然而他們以前並沒有對此加以注意。佩魯茨是一位很不尋常而且毫無自私心理的學者，他在證實別人的研究成果時，就像是對待自己的發現一樣，感到非常高興。他在給鮑林的信中寫道：「這一預測得到證實、並在血紅蛋白的試驗中最終找到了有關的反射跡象，這是我畢生最最令人激動的發現。」隨後，他發表了證實這些結果的具體資料，其結論是：「發生反射的間距是對其他各種模型的否定，但與鮑林、科裡和布蘭遜關於3.7個殘基螺旋的理論是完全吻合的。」佩魯茨還援引了帕薩迪納研究小組得到的其他數據，他繼續寫道：「再也沒有必要懷疑他們的結構是否正確了。」

　　到了6月，布拉格根據在自己的工場裡得到的證據，承認阿爾法螺旋也許具有某種合理性——儘管用它仍然無法解釋天然角蛋白為什麼給出的是5.1埃的反射——他還致函祝賀鮑林的論文，特別是關於阿爾法螺旋的那篇論文，稱此文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使鮑林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他的競爭對手寫下了這樣的話：「我認為，這是在認識蛋白質的過程中非常真實而又至關重要的進展，為此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最最熱烈的祝賀。」但是，超越阿爾法螺旋的「廣闊前景」到底是什麼樣子，此時尚沒有定論，研究蛋白質的英國學術界開始一篇一篇深入細緻地鑽研鮑林撰寫的其他論文。

　　§錯誤百出，用心險惡

　　1951年上半年，鮑林在蛋白質結構的研究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相對來說，他過問政治的時間就很少了。然而，在那些以追查公眾生活中赤色分子為業的人看來，這可算不了什麼。在聯邦調查局、特尼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之間，情報是相互交換的，因此，鮑林已經成為內定的美國知名人士中，在每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共党嫌疑分子名單上都是首當其衝的人物。在1951年這段時間裡，每當提及科學界或和平運動中赤色顛覆活動時，鮑林總是首先受到指摘和攻擊的一個人。反共的通訊刊物《警惕》用了三期的篇幅向讀者通報了鮑林在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的情況，並且還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他公開露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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