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62)

六二

　　廣島遭原子彈襲擊後的第三天，又一顆原子彈毀滅了長崎。過了幾天就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戰爭結束了。在隨後歡慶勝利的日子裡，鮑林除了對原子彈結束戰爭的威力感到驚奇外，並沒有對原子彈本身作更多的考慮。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緊迫的研究計劃上。

　　對日作戰勝利日後一周，鮑林出現在在紐約的韋弗辦公室裡，這次他對自己先前提出的蛋白質研究的宏偉計劃作了更大的擴充。他提出要建造兩幢新大樓，裝備最新最昂貴的儀器——PH值測定儀，超速離心器，電子顯微鏡和電泳機，還要配備細菌學、藥物學、酶化學和基礎結構化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鮑林說，只有在眾多前沿領域集中全部力量同時攻關才能解決蛋白質結構問題，而加州理工學院是開展這項研究的合適地點。韋弗終於被鮑林的推銷高調打動了。

　　他認識到，鮑林吸收生物。醫學和化學諸學科眾多專家參與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計劃，將產生一個至今從未有過的新機構：「事實上，」韋弗指出，「這將是一個分子生物學院。」儘管所需的款項現在翻了好多番——兩百萬美元的建築費用以及15年內大約六百萬美元的研究費用，韋弗還是對這個計劃產生了「濃厚而廣泛的興趣」。

　　除了經費，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鮑林的計劃是建立在理工學院化學系和生物系有著緊密聯繫這一前提之下的。而當時生物系的運轉卻出現了困難。自從系主任摩爾根退休以後；他長時期的副手阿爾弗雷德·斯托特範執掌了系的領導。此人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但缺乏行政管理能力，並且不善與人相處。鮑林這樣描述他：「我想他對果蠅的興趣超過了他對系裡任何人的興趣。」於是，在摩爾根離開後，生物系不僅失去了一個主心骨，而且流失了一批最優秀的青年研究人員。

　　和韋弗會談以後，鮑林清楚地認識到，他的宏偉計劃的關鍵在於能否把生物系支撐住。他知道該怎麼做，而且已擁有足夠的權力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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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44年中到1946年中的兩年間，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擔任了重要職務。當時校長密立根已近八十高齡，差不多變成了科學界的一個老古董。他的存在代表著科學機構是為某一類人所獨佔的象牙塔的時代。戰爭改變了時代，而密立根的觀念卻依然如故。戰爭結束後，他仍然呼籲政府增加對科學「集體主義運動」的支持，公開反對聘任奧本海默，認為這樣會使理工學院又增加一個猶太教師。密立根變成了一個受人討厭的人。精幹機敏的校董會主席佩奇終於在19M年領導了一次「宮廷政變」，剝奪了校長大部分的決策權。1945年夏季，密立根在無奈之中下了台。鮑林認為這是一件謝天謝地的大好事。

　　找到一位新校長並獲得批准需要一年時間。在此期間，學校由佩奇和一個經過擴充的由教授和董事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管理。托爾曼本來應該作為化學系的代表加入執委會，但他喜歡呆在華盛頓作幾內瓦·布什的高級顧問，一直到1947年才回到西部來。這樣，鮑林就順理成章地被提名為執委會中五個教授成員之一，並且很快變成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委員。鮑林的戰時科研成果豐碩；隨著密立根的離去，已很少有人提起鮑林在諾伊斯去世前後的那段不良表現。

　　同時，鮑林在科研界的聲望蒸蒸日上。一方面，幾乎無人瞭解他在人造抗體研究方面的糟糕情況，另一方面，他在研究火箭推進劑和發射火藥方面的成果卻在理工學院內盡人皆知。此外，他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關係密切，在他的領導下，化學系在戰爭期間獲得了大批資助，人員大量增加，因而士氣旺盛。與此相反，生物系由於不景氣，在執委會內甚至得不到一席之地。鮑林充分利用兩個系在權力方面的懸殊，開始安插自己的人去領導生物系。這個人要理解自己的宏偉計劃，並能使它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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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美國再也找不到一個能比喬奇·比德爾①更適合這個崗位的人了。鮑林是在30年代結識比德爾的。當時在摩爾根身邊聚集著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遺傳學家，比德爾是其中之一。比德爾和鮑林在許多重要方面很相似：兩人都是來自西部小鎮的友善、勤奮的農村孩子（比德爾出生在內布拉斯加的哇塢鎮，小時候得到了一個綽號「甜菜」②）；兩人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樂意贊助的學者；而且兩人都主張用一種簡化的方式研究生物學，那就是將生命看作是一種生化反應的過程，這種觀點後來被科學史專家列裡·凱稱作是「生命的分子學說」。

　　①比德爾（George Wells Beadle，1903&），美國遺傳學家，生化遺傳學的先驅，由於確定酶的結構而發現基因對遺傳的影響，與泰特姆（Eward L.Tatum）共獲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

　　②甜萊的英文名為Beets，發音與他的姓比德爾（Beadle）相近。

　　在跟隨摩爾根工作五年之後，比德爾離開了加州理工學院，謀求把遺傳學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摩爾根利用果蠅成功地確定了各種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而比德爾則想進一步弄清基因的作用機理，弄清楚連接染色體上某個部位與眼睛顏色或葉子形狀的生化途徑。當比德爾開始此項研究時，人們對「基因」的構成和作用尚無精確的瞭解。比如說，單個基因是否控制著形成某個外表特徵的整條生化鏈，還是僅控制著這條鏈的某一環節？戰爭期間，在斯坦福任教的比德爾與他的同事泰特姆①一起，通過研究一種叫做鏈抱菌的普通麵包黴菌的突變體來尋求答案。

　　他們的經典性實驗顯示，每個基因控制著一種生化反應，而每種反應又由一種特定的酶加以調節。他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成如下的精闢結論：「一個基因，一種酶。」比德爾由此站到了美國遺傳學的前列。比德爾不僅僅是一個實驗專家，而且也與鮑林一樣，他懂得怎樣使他的工作博得資助機構的歡心。在戰爭期間，他宣傳他的突變體黴菌可作為營養學和農業研究中的生物探針。這在政治上不失為一種聰明之舉，使他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政府兩方面都得到了充足的資助。他的科研規模不斷擴大，他甚至將還留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最好的遺傳學家吸引到了斯坦福。1944年，他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①泰特姆（Ewald L.Tatum，1909－1975），美國生物化學家，研究遺傳突變影響細菌、酵母和黴菌等的營養需求方式，有助於開創分子遺傳學，與比德爾（G.W．Beadle）共獲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

　　比德爾懂得如何管理一個系，如何做最高水平的科研，還懂得如何搞到錢。然而，鮑林更看重比德爾研究生物學的方法。比德爾堅信，遺傳學不能與化學割裂開來——更準確地說，不能與生物化學割裂開來。他說，這兩門學科是「通向同一房間的兩扇門」。

　　鮑林正在這個「房間」裡等著他！在鮑林的敦促下，斯托特范於1945年春天邀請他的老朋友比德爾來理工學院任教。當比德爾表示謝絕後，鮑林向斯托特範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他辭去生物系主任的職務而邀請比德爾來擔任。斯托特範也許意識到自己不善於行政管理，或者覺得自己難以承擔鮑林心目中的宏偉計劃，終於同意辭職。而「甜菜」卻仍然躊躇不決。鮑林遂親自乘火車赴斯坦福與他進行友好商談。斯托特範寫信給比德爾，警告他「不要聽信鮑林的花言巧語去做任何你不願做的事。我之所以這麼說，是由於擔心鮑林會對你施加不正當的壓力」。

　　鮑林當然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他和比德爾都不願浪費時間，說話都直截了當。他們在斯坦福的比德爾辦公室裡相對而坐，鮑林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宏偉計劃。他使用了「化學生物學」這個專門術語來描述他的建議並集中在一點上說服比德爾：由他們兩人——其中一個作為成績卓著的化學系的系主任，另一個作為重現青春的生物系的系主任——在加州理工學院攜手合作，就能對生命奧秘這一重大課題協同攻關並取得成功，而這項任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研究機構所不能完成的。鮑林對戰後生物學的研究前景作了預測：整個生物學將進入全面更新的時期，通過與化學的緊密結合以及深入瞭解組成生命的大分子、酶和基因的分子結構，生物學將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這將是在分子層面上弄清生命機理的極好時機。而且，鮑林接著說，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對這類課題很感興趣。如果有像比德爾這樣的享有崇高聲望的專家主持生物系，那麼就很有可能獲得前所未有的高額資助。鮑林還具體預測了一些數額。

　　兩星期以後，比德爾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系主任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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