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55)

五五

　　◎11　鷹

　　§有序的世界

　　鮑林最早收到阿爾伯特·勳弗利斯的信是在1938年12月份。信是用德文寫的，克制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絲恐慌。勳弗利斯是猶太人。他的父親是一位知名的德國科學家，一個Ｘ射線晶體學的開創者，也是勞厄的朋友。勳弗利斯本人在法律界工作，曾擔任十年的德國法官，後來希特勒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他的這一權利。他認為，這簡直是在發瘋，但是同許多德國人一樣，他覺得一切遲早會過去。他將自己的無所事事看作是強制的休假，可以和自己的三個孩子多呆些時候，並上了幾門化學課程。然後他被告知猶太人不可以讀書。1938年11月的一個冰天雪地的夜晚，暗殺和毆打開始了，到處是破碎的玻璃和流血的頭顱。勳弗利斯覺醒了過來。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樣，他絕望地試圖離開德國。勞厄關照他給美國的科學家寫信，其中就包括鮑林，希望有人能夠給他辦理學生簽證。

　　在30年代末，鮑林收到過許多絕望的德國學者的來信，勳弗利斯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答覆無一例外充滿同情，彬彬有禮，然而他對移民局的繁文得節卻無能為力。他對勳弗利斯的來信特別關注，因為勞厄親筆給他來信請他幫忙。鮑林接洽了一些專門解決德國難民問題的委員會，但是發現這些機構效率低下。鮑林試圖和勳弗利斯取得聯繫，但是杳無音訊。

　　直到四個月後，鮑林才再次得到勳弗利斯的消息，這時他已經置身于荷蘭的一個難民營裡。勳弗利斯寫道，他身無分文，且無法從德國銀行中取出自己的積蓄，在移民美國的抽籤中號碼又非常靠後。「目前我住在這裡，沒有任何謀生的手段，我非常沮喪……我的三個孩子分別為6歲、8歲和10歲，在這裡他們無法上學，我也沒有機會獲得任何一份工作。……我懇請您無論如何設法拯救我於水火之中。」鮑林立刻複了信，保證將盡力而為；他給國際教育理事會和幫助難民委員會寫了信。然而，把老練的德國科學家弄進美國，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至於前法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鮑林提出尋找資金來源在帕薩迪納安置這一家人，並設法首先將勳弗利斯的孩子接出來。但是，他無法讓移民官員加快辦事的進程。他在1939年春天給勳弗利斯寫信，告訴他將繼續努力。他的信被退了回來，上面敲了一個「地址不確」的章。

　　從3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來到美國的猶太科學家都講述著諸如此類的恐怖故事。希特勒藉口維護民族的純潔性，驅逐或者監禁猶太教授和那些同情猶太人的德國學者，將德國的大學搞得支離破碎。在這一過程中，希特勒摧毀了德國科學的大部分。許多猶太學者仿效愛因斯坦，來到美國安家。許多非猶太科學家，包括索末菲，竭盡全力提供了幫助，並在早期公開譴責納粹的行徑。有些科學家，像海森伯，保持著沉默。還有一些人領導了清洗運動。這簡直是一場惡夢，動搖了鮑林對於科學理性的信念。

　　到了1939年，鮑林覺得必須制止希特勒的罪行。他在9月份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全體美國人民都贊成英國反對希特勒的行動。我希望民主力量聯合起來，儘快結束這一場災難。」在1940年春法國淪陷後，鮑林的憂慮加深了。他深信，如果美國不直接干預的話，英國也將陷落，因為希特勒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戰艦編隊，擁有絕對的制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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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行動。從傳統上來說，科學家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尋求的是可以求證的事實，而把世界大事留給政治家們去操心。不捲入政治旋渦是科學界一條不宣的定律，大家對此都採取默許的態度，因為這是科學態度的一種自然合理的延伸：多數科學家覺得他們在任何公共角色中應該保持公正和客觀，就像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那樣，他們應該執著於對知識的追求，而將沒有頭緒或無可考證的政治問題留給政客們。這並不是說科學家們沒有政治觀點；只是他們並不張揚他們的觀點。鮑林同樣抱有這一態度。儘管在愛娃·海倫的影響下，他早在30年代初就偏向於左翼，但是在公眾場合，他從未宣講或者發表過任何政治言論。

　　然而，他對於科學家在公共事務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認識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1939年，他閱讀了《科學的社會作用》一書，作者是約翰·戴斯蒙得·伯納爾，一位英國晶體學家。伯納爾在這部長篇大論中詳盡而又嚴厲地批判了科學在對待世界事務方面的無能，徹底摧毀了科學是不受世俗雜務煩擾的理性聖地的觀念：「過去人們總相信科學研究會導致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伯納爾說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是經濟危機，表明科學可以同樣容易地被用來達到破壞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學研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並以此作為唯一的手段來維持一種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學家們面對這些批評，不得不第一次認真地考慮，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與身邊發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聯繫起來。」

　　伯納爾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名世界統一政府的倡導者。他提議科學家應當仿效一種運用自己的才能為大眾服務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去為資本主義經濟添磚加瓦。他還認為科學家們本身是創建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障礙。照伯納爾看來，一個科學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屬中產階級者的順民，而最糟糕的情況則會淪為資本家的附庸，「受雇於國家、企業或某些半獨立機構，如直接或間接依賴國家或企業的大學。因此，出於謀生的需求，科學家的真正自由被局限于其雇主所能容忍的範圍內。」伯納爾繼續寫道，科學工作者必須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認清自己的社會責任，並採取相應的行動。「讓科學獲得自由，它將更加有效地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服務於少數人的利益。」

　　鮑林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並將它作為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的討論課上的一個議題。他贊同書中大多數觀點。在愛娃的影響下，他對於世界的興趣擴展到美國的基本權利和政治問題上；現在他開始相信科學家對於這些問題也許能夠發表一些有用的言論。和伯納爾一樣，他認為現代世界的大多數發展紮根于科學進步，而科學家比其他人更加瞭解這些進步，因此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應該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學家還擁有一項技巧——科學方法——可以對數據進行冷靜和理智的分析。這樣，只要有足夠多的信息，他認為科學家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技巧對政治或者社會問題，如怎樣對付希特勒，進行有益的思考。

　　接著愛娃又慫恿鮑林閱讀《現代聯邦》一書。美國政治記者克拉倫斯·斯特雷特描述了極權主義的危險並提出了與之抗衡的一種新的思想：按照美國聯邦的模式，將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聯合成一個整體。斯特雷特提出的將美國憲法的基本內容推廣到全球的誘人前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引發了一場「現代聯邦」的運動。到1940年，全國有六十個分會的三千名會員加入了這場運動。愛娃成了斯特雷特哲學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夫婦兩人都成了帕薩迪納分會的創始成員，許多個下午，愛娃都坐在分會市中心沿街辦公室的櫃檯後。

　　在妻子的敦促下，鮑林在1940年生平第一次作了政治演說。他的題目是「現代聯邦」遏制法西斯和準備下一場戰爭的必要性。起初，就一個與科學無涉的題目發表演說，鮑林覺得有一些彆扭，但是很快他就有些自鳴得意了。在初中禮堂或是起居室裡，面對一小群聽眾，他會以一種與科學演講不相稱的激情發表講話。這令他重溫了在俄勒岡農學院作為高年級學生代表發表演說時的激動與滿足。「敵人正在進攻英國，而且可能在擊敗英國後轉而進攻我們，我國是否應該立即幫助英國打擊敵人呢？」他詢問自己的聽眾。「這意味著投入戰鬥，而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本性是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但是，反正我們都會被拖入這場戰爭——我們正在積極地備戰，我們中間是否有人認為我們將永遠不會陷入這場戰爭呢？……必須將惡性蔓延的法西斯主義——籠統地說就是獨裁統治——從這原本有序的世界上徹底剷除出去。」在演說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動人的遠景，一個穩定、民主的世界政府領導著一個平和有序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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