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52)

五二

　　單純從能量角度出發，鮑林和尼曼寫道：「我們經過嚴密的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環醇不可能是蛋白質的主要結構，即便存在這一結構（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與多肽鏈相比，其能量處於劣勢），在氨基酸殘餘物中具有這一結構的比例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原文用不同字體強調了這一結論。）在討論了他們認為林奇和朗繆爾在其他方面的主要矛盾和錯誤之後，鮑林和尼曼就蛋白質結構提出了他們自己的思想。與三年前莫斯基和鮑林發表關於蛋白質變性的論文相比，並沒有太多新的內容：蛋白質是一條多肽鏈，由一些已知的環節聯結成一定的形狀，氫鍵、硫一疏鍵以及「類似的原了間的相互作用」夾雜在一起。一定的形狀到底是怎樣的，沒有人知曉。唯一肯定能夠排除的似乎就是環醇結構。

　　「蛋白質結構」一文具有毀滅性和立竿見影的效果。托德在讀後寫道：「我必須承認，讀到鮑林和尼曼『揭穿林奇真面目』的文章之後十分欣喜！是到了對環醇理論下定論的時候了，我相信至少這兒的所有化學家都會歡迎這一舉動。就我看來，這一結論是無可辯駁的，我對林奇是否會作出某種反應懷有相當的興趣。」

　　＊＊＊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在鮑林和尼曼提交這篇論文前的幾個星期，林奇決定放棄蛋白質的研究。由於伯納爾和劍橋大學研究組的敵意所造成的傷害，她在1939年春天逃離英國，來到美國。她對韋弗說，她在胰島素研究中得到的數據不夠成熟，因而放棄了進一步的工作。鮑林和尼曼的論文發表的時機再糟糕不過了。林奇正在給自己謀求一個教職，給女兒尋找一個住所；為了保住自己的顏面以獲得一份差事，她不得不奮起還擊。她沖進《美國化學學會學報》編輯阿瑟·蘭姆在哈佛的辦公室，要求發表自己的反駁意見。蘭姆解釋說，他可以發表任何對事實的修正或是相關研究的新進展，然而刊物將不考慮發表陳詞濫調。

　　幾個星期後，林奇送上了一篇長達21頁的應戰文章，一點一點地反駁了鮑林和尼曼的觀點，最後的結論是；「對環醇假設持反對意見的人將論據建立在（由邏輯錯誤造成的）似是而非的事實基礎上，他們的實驗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或者是無足輕重的。」按照一般的程序，蘭姆將林奇的手稿送給鮑林和尼曼，並要求他們對此作出評論，以供評閱的人參考。

　　鮑林和厄曼又逐段逐段地反駁了林奇的觀點，言辭更為激烈：「……怎麼也不能容忍這一幽靈在有機化學的文獻中繼續遊蕩，」「毫無理由讓這一臆想老調重彈，」「我們看見的只是更多的希望，而不是事實。」蘭姆將這些硝煙彌漫的文章送交兩個仲裁人，然而他們的結論卻大相徑庭，蘭姆只得把全部文章再送交給另外兩個仲裁人。每一位讀過這些文章的人都被論辯雙方的尖刻措辭嚇壞了；每個人的解決方案都各不相同。蘭姆和一位仲裁人認為，在雙方對最後一稿審閱之後，同時發表林奇的文章及鮑林和尼曼的回復；另一位仲裁人建議馬上單獨發表林奇的文章，然後結束這場論戰；還有一位把這場論戰比作是世界大戰開戰的信號彈，建議延緩這一過程以「給雙方一個冷靜下來的機會」。

　　接著，林奇發現鮑林和尼曼在對蛋白質形成所需能量的計算中有誤差；糾正這一誤差可以把鏈狀結構和環醇結構之間的能量差異減少約三分之一。她在給鮑林的一封信中指出了這一點，然而鮑林回答說，這一變化微不足道，不會影響他們的結論，因此「我們認為不值得以書面形式改正這一錯誤」。

　　然後，林奇又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打擊鮑林。她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了一份臨時性職位，與在那裡工作的大衛·哈克進行了交談。哈克在學生時代就與鮑林有過摩擦。林奇向他訴說鮑林如何對自己進行攻擊，如何不讓她發表自己的反對文章，哈克深表同情。同時哈克也向林奇談了自己對鮑林的看法，他覺得鮑林用共振來解釋化學鍵的一切現象，有些隨心所欲，不著邊際。最終兩人合作在1940年春天的《化學物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封短信，提出了一種不用共振理論來研究化學鍵的新方法。儘管信中只在腳注中提到了鮑林，但是顯然對鮑林最基本的科學手段提出了挑戰。

　　鮑林以一個受到背叛的父親的口氣給哈克回了一封信。「我剛剛注意到你和多蘿西·林奇又一次合作的那封信……我認為這表明你需要接受一些忠告。信中總的語氣是對此間研究工作的批評。即便這一批評有一定的根據，學院對你的培育之恩也應該使你對自己的行為三思而行。」在作出一些具體的批評之後，鮑林最後說：「儘管粗心的讀者可能會錯誤地認為你們的信是對科學認識的小小的貢獻，我不覺得有必要作出答覆以糾正這一認識的錯誤

　　……我認為你應該有更好的事幹，有更好的搭檔。」接著他寫信給刊物的編輯，說在發表哈克一林奇的信之前先將稿件送給他過目是更為明智的做法。

　　鮑林四處耀武揚威，而哈克憎惡的正是這一點。他回信說：「我不時聽到傳言，有關您對待林奇博士和阻止她發表自己理論的不公正的態度。我一貫認為——並宣稱——您不可能採取這樣的舉動。……如果我不得不相信這種傳言的話，將萬分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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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鮑林和尼曼最初的論文發表19個月後，經過刪節的林奇的反駁文章終於在《美國化學學會學報》上發表了。不過此時環醇理論和林奇的學術生涯都已經結束了。韋弗通知她說，洛克菲勒基金將停止向她提供資助，五年的時間用來說服她的同事們接受環醇理論已經夠長了。她失去了經濟來源，也無法發表對鮑林的進一步的批評意見。在1940年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寫道：「我徹底絕望了，因為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強權體制，就像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只有有權有勢的人才能生存……這個新的鮑林體系打敗了我。他是一個危險不過的傢伙。……連正直的人也不敢對他提出異議。他聰明、敏捷，在反擊時毫不留情，我覺得所有的人都懼怕他。只有可憐的我指出了他的錯誤：實際上沒有別的人敢於這樣做。

　　林奇將在默默無聞的科學生涯中度過下半生。她仍舊不屈不撓，直言不諱，仍舊堅信自己的環醇理論。她對每一個有興趣的人談論自己美麗的蛋白質結構，控訴鮑林和同夥們如何壓制自己。林奇事件使每一個當事人都臉上無光。它毀滅了林奇的事業，使她在廣泛的學科領域裡具有的學術能力終結於一個失敗的研究項目。它加深了鮑林和哈克的齟齬，使其多年後也難以調和。這助長了謠傳，說鮑林是一個惡霸，會無情地將持不同意見者打翻在地。這場半公開化的科學論戰也使一個誰也不願意疏遠的人感到困惑：韋弗。在1939年末的一封信中，這位洛克菲勒基金會經理不動聲色地表露了自己的不悅，顯然是針對鮑林的：「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在對蛋白質問題的理論研究上十分活躍甚至有些激烈的爭論，都是為了一個有用的目的；現在更為重要的是獲得一個更為廣泛、更為可靠的事實體系。任何高談闊論都比不上無言的事實更有說服力。」

　　林奇後來將她的遭遇歸結為性別歧視。她對朋友們說：「噢，是Y染色體在作怪。如果我擁有Y染色體，人們就不會在公共刊物上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了。」性別歧視無疑是禍根之——當時的科學界普遍存在這種現象，在加州理工學院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對鮑林而言，這一影響並不大。在愛娃·海倫的影響下，鮑林在時代允許的範圍內是最為「開放」的；他敬重本領域內其他幾位女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如多蘿西·克羅夫特·霍奇金。他對朗繆爾的攻擊也同樣激烈。然而朗繆爾根基牢固，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而林奇則不堪一擊。

　　實際上，每一個和林奇有過接觸的蛋白質學者早已有類似的想法，而跑林只不過是以書面形式更為完整和強烈地把這種思想表達了出來罷了。Y染色體也不能使環醇理論變得正確。

　　但是，林奇事件也揭示了鮑林性格中陰暗的一面。辯論雙方的事實依據都不充分——正如林奇指出的，不可能斷言環醇結構不存在。事實上，在50年代，另一位學者在某些麥角生物鹼中發現了與環醇類似的蛋白質結構——林奇試圖利用這一發現爭取贊助以對所有別的蛋白質構造進行重新考察，但是沒有成功。鮑林扮演了一個大聲喝止吵鬧孩子的科學父親的角色，以不容質疑的口氣結束了這場爭論。

　　這場論戰顯示了鮑林此時擁有的新權力。在贏得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之後的幾年中，鮑林就已經成為化學界權力結構中的一個成名的主角。和前任諾伊斯一樣，他兼任一些期刊的編委會成員，對各個職位的入選提名，挑選獲獎者，提供建議，四處演講。他受到邀請，接受諮詢，授予榮譽稱號，備受人們的尊重。他暢飲成功的美酒。然而聲望和讚譽也使他性格中的一些負面因素得以抬頭，隨著權勢的增加，這種傾向愈演愈烈：他自以為是，對形勢和論辯擁有絕對的控制，對那些有奇思怪想的人毫不手軟地加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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